网络犯罪立法探析

网络犯罪愈演愈烈,对社会的危害日益严重。加快网络安全刑事立法步骤,打击网络犯罪,维护网络安全和信息社会的正常秩序越显必要。     

基层自治制度的理论阐述与路径选择

健全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着力推进基层直接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要求。通过开展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探索建立"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现代基层治理体系,加快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面对地方治理需求侧(社会公民的期望)与地方治理供给侧(地方政府能力)之间的落差,应摒弃地方政府与基层组织二元对立模式,建立全新的"分权、互动"基层自治的理论分析框架,将多元主体纳入地方治理体系来共同履行公共职责。通过借鉴国外的经验并经过创造性转化,为基层自治提供包括培养自治能力、培育自治组织、强化城乡社区自治协商、衔接居民自治与村民自治在内的充分而有效的制度供给。     

关注弱势群体构建和谐社会

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我国进入了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成员结构处于不断分化、整合的过程。"弱势群体"现象成为转型期十分重大的社会问题。尤其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大障碍。构建和谐社会,维护社会稳定,必须关注弱势群体。因此,从理论上研究弱势群体问题,无疑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中的政府作用

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是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和国家对农业支持保护体系的重要政策组成部分,是实施科教兴农战略的重要载体.在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中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现行的基层农业技术推广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方面还存在管理体制不顺、政府职能错位;支持体系欠缺、经费渠道不畅;队伍总量不足、专业结构不合理;运行机制不活、管理效率不高等问题.要求创新农业技术推广体制机制、建立农业技术推广的支持体系、实行公益性职能与经营性职能的分离、提高农业技术推广队伍素质、加大对社会化农业科技服务组织的扶持、依法保护农技推广部门合法权益.     

高校共青团凝聚力建设探析

高校共青团凝聚力建设面临价值取向多元化的新趋势,高等教育改革带来的新要求,网络文化的发展提出了新挑战等所带来的新环境。高校共青团凝聚力要实现三个转变,包括参与主体的转变,工作模式的转变和沟通渠道的转变。除此之外,通过多种形式组织青年、用先进的思想引领青年、尊重和服务青年学生合理的利益诉求并服务于广大青年学生的成长成才、加强高校团干部队伍的自身建设,也是高校共青团凝聚力建设的四个工作着力点。     

4株猪瘟流行野毒株病毒结构蛋白E2基因的核苷酸序列分析

应用RT-PCR和nPCR扩增由4株甘肃省近期(1997-1998)猪瘟流行野毒株的E2基因,将其克隆到pGEMTEasy载体上,经转化、筛选、鉴定后,测出核苷核序列.4株流行毒株的E2基因核苷酸序列同源性为89.2%-99.7%,相应的氨基酸序列同源性为93.8%-99.0%.这4株流行毒株;与C-株(疫苗种毒)E2基因的核苷酸序列同源性为82.2%-84.3%,相应的氨基酸序列同源性为87.9%-90.2%,表明近期猪瘟流行毒株与C-株的gp55蛋白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     

中国青少年犯罪演进的定量分析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青少年罪犯数量大幅度下降，近几年开始有所缓慢回升，青少年罪犯占全国罪犯总体的比例呈下降趋势，然而，青少年人口犯罪率居高不下，并呈上升趋势。由此我们看到反映青少年犯罪情况的两个代表性指标一一犯罪数量和人口犯罪率。影响青少年犯罪数量变化的主要因素是人口基数和青少年人口犯罪率，而后者更能够反映青少年个体及群体的越轨行为危险程度。我们在青少年犯罪预防决策和实务工作中更应当密切关注青少年人口犯罪率，同时重视青少年群体人口基数的变化。此外，从罪犯数量和人口犯罪率两个指标来看，未成年人与青年两个亚群体差异较为明显，因此青少年犯罪预防工作不能笼而统之，需要日益精细化、专业化。     

国外网络信息监管法律与执行机制概览

本文梳理了国外网络信息监管法律的规范层级、制定方法等制定概况,分析了法律禁止的具有共性和个性的信息类别,并归纳了国外网络信息监管模式、监管措施、救济途径等执行机制.     

人力资源开发与企业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

企业之所以进行人力资源开发,就是为了改变人力资源的既有状态,促使其向更高层次迈进。毫无疑问,这意味着对人力资源固有行为方式的改变。因此,人力资源开发也可以说是改变人力资源固有行为方式的行为。     

"伊斯兰国"核心意识形态的渊源和实践

对于“伊斯兰国”而言,建构和输出意识形态至关重要。特定内容的意识形态不仅催生了“伊斯兰国”组织,并最终实现了其“领土”形式。在内容上,“伊斯兰国”汲取了之前政治伊斯兰的理论建构成果,并在“圣战”组织的实践过程中确立了复归的“哈里发国”和暴恐化的“圣战”两大核心意识形态。不仅如此,“伊斯兰国”还对两大核心意识形态进行了激进化实践。在复归的“哈里发国”方面,“伊斯兰国”试图通过宣示权力和荣耀来奠定其合法性基础,并以此来操弄族群身份认同,以吸引更多支持者;在暴恐化的“圣战”方面,“伊斯兰国”致力于对暴力进行形塑和展示,推动“暴力仪式观”的传播,从而造成了新恐怖的弥散;此外,“伊斯兰国”还试图通过篡改伊斯兰教义教法的方式来建构复归的“哈里发国”同暴恐化的“圣战”之间的联系。在“伊斯兰国”遭遇地面战场的失利之后,这些意识形态及其实践会为其续命。鉴于这种情况,需要对“伊斯兰国”的核心意识形态及其实践给予更多关注并进行深入研究,从而提供应对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