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Festival of Ice Adds Steam to Harbin’s Development——An Exclusive Interview with Song Xibin, Deputy Secretary of the CPC Harbin Municipal Committee and Mayor of Harbin

ON January 5, 2013, the 29th China Harbin International Ice and Snow Festival opened in Harbin. It was an occasion for celebration for local residents as well as tourists from China and abroad. The crowds gathered to admire the icy artistic wonders on display and revel in the festivities. Ji Bingxuan, secretary of the CPC Heilongjiang Provincial     

“禁止死刑”是否已是国际习惯法

废除死刑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国际发展趋势.然而,主张其已上升为国际习惯法却依然为时过早.针对国际上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和学者利用该观点指责和抨击中国的人权状况,文章从国际习惯法的两个构成要件出发,找出诸多证据证明尽管废除死刑已成为一种趋势,但其要上升为国际习惯法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在保留死刑的国家执行死刑并不违反国际习惯法.     

企业集群内生性成长的动力机制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 企业集群已发展成为世界经济中具有特色的经济组织形式.它引起了学术界,产业界和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国内外学者对集群形成的原因和产生效应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大多站在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宏观和中观角度,而少有从企业微观层面研究其成长的动力.文中试图从企业集群的主体-企业出发,研究集群内生性成长的动力及其作用原理,为政府制定企业集群化发展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珠江上游少数民族县域生态环境变迁及其安全预警研究——以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为个案

本文以珠江上游流域贵州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为研究对象,在建立了珠江上游流域县城生态安全预警指标体系基础上,利用数学模型和层次分析法(AHP),通过统计数据和调查问卷建立了生态安全预警评价数据库,在此基础上,探讨了1978年至2003年期间该区域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变迁、现状及其发展态势.     

从描述、解释到批判:嬗变中的民族志写作方式

民族志写作方式不是一系列写作方法的汇总,而是在人类学学科发展的具体场域下的实践.它本身的出发点和目的、写作视角、修辞方法以及理论诉求等都是和人类学学科不断进步和完善相映衬的.因而从描述、解释到批判的民族志写作方式,一方面体现了民族志不断发展以及其写作方式的不断深入的进程,另一方面也彰显了人类学学科不断追求"文化多样"和"人性普同"的发展历程.     

耕读传家与文化濡化——以广西灵川县江头洲村文化教育习俗为例

耕读传家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以村落社区为文化地理空间,以家族为单位的乡民自发读书学习、耕读结合的教育习俗与文化传统。耕读传家习俗是文化濡化的一种重要机制和实践,它不仅具有文化传承的巨大功能,而且可为今日乡村文化建设提供深刻的启示。广西灵川县江头洲村文化教育习俗的养成就是成功的范例。     

浅谈心理学在纪检工作中的运用

心理学在纪检工作中有着重要指导意义，它有利于增强纪检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针对性和有效性。纪检工作中的心理学方法有很多种，应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纪检工作者应利用一切可能手段学习和研究心理学。     

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角度谈新时期农村妇女发展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是今后5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行动纲领,为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推动男女两性平等和谐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本期论坛邀请7位研究妇女/性别问题的专家和从事妇女工作的领导,采取笔谈会的形式,从性别视角解读"十一五"规划纲要,旨在探讨纲要中蕴涵的推动两性平等和谐发展的新机遇,以便我们抓住机遇,积极行动,推动"十一五"期间的两性平等发展,社会和谐进步。     

平交路口左转交通流的组织与管理

如何合理组织与控制路口的左转弯交通流,是平交路口交通秩序管理及提高路口通行能力的核心问题。可以通过连续向右绕行,远引交叉等措施实现左转。同时这种路口禁止左转弯的交通管制要与路网布局匹配,尽可能不给车辆的行驶造成太大的不便。在条件允许的地方,仍需通过合理渠化设置左转专用车道和相位。     

行政编制制度的法典化趋势论析

许多现代国家都面临着官僚体系规模恶性膨胀的难题,其原因在于治理方法有缺陷,即作为公共服务者的社会公众缺乏影响官吏规模的程序性权利,无法对行政编制的规模进行有效控制。政府“自我约束”式的编制管理难以取得成效,只能通过“公共选择”性的法律约束方式控制政府规模,行政编制制度的法典化才是治理政府膨胀现象的治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