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用性资产对机会主义的限制作用分析

在交易成本经济学的治理概念当中,专用性资产是组织结构选择的重要的依据方式。虽然专用性资本的存在会相应的导致套牢问题,但是,专用性资产投资所具有的所有权、专用性、关系性三个特点,同时也可以对机会主义进行有效的限制。     

关于事业单位绩效考核问题的研究与思考

绩效考核作为一种以培养竞争力、打造高素质团队为目的的管理方式,已引起各单位的高度重视。目前,在事业单位中实施绩效考核还存在一些认识上和实际操作上的误区。作为人力资源管理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单位领导应从以人为本的理念出发,营造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构建绩效考核科学化,规范化的机制,最大限度地发挥员工的积极性。     

我国商事登记立法的不足与完善

商事登记制度在我国设立多年。我国商事登记立法中存在诸多缺陷,如商事登记立法之间存在冲突,立法形式分散,法出多门等等,为此,应实行公私法分离立法模式,统一完善商事登记制度等措施,以完善我国商事登记法律制度。     

论儿童最佳利益原则——以离婚后未成年子女最大利益保护为视角

本文对现行立法及司法实践存在的对未成年子女利益考虑不够和保护不足及缺乏有效监管与救助问题,尤其是针对父母离婚后未成年子女财产的性质界定和保护,抚养费的合理使用、监督与救济,以及人工生育子女的法律地位和离婚时抚养等问题现行立法或呈现空白或很不完善的状况,进行了分析和思考。借鉴外国婚姻家庭制度的有益规则,提出了一些立法建议和具体对策,着重强调在完善离婚立法中应最大限度地凸显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以充分体现儿童最佳利益原则。     

民心相通:东盟青年群体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性研究

东盟作为"一带一路"建设必经的南海海域沿海国家组织,民心是否相通对于中国—东盟区域一体化和安全治理具有重要的作用.东盟的青年群体人口基数庞大,在"后喻文化"时代已经成为东盟社会价值观的引领者和政治活动的参与者.由于东盟青年群体兼具积极包容和不稳定的双面特征,他们既可以成为夯实中国—东盟区域合作的重要力量,也可能是影响区域安全治理的挑战因素.学者需在此方面加强研究,从而为促进中国—东盟的"一带一路"建设奠定持续的民意基础.     

司法调解与治理变革--以陕甘宁边区基层司法档案为中心的考察

司法调解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以陕甘宁边区为代表的革命根据地调解制度,则是当代中国司法调解的主要渊源。革命根据地的调解,不止是一项司法制度或者新型司法制度中的一个环节,它实质上更是一种治理模式,辅助革命政策的推行。通过荣誉、身份等象征资本重塑调解人,不断将革命伦理、法制融入新型调解规则体系之中,中国共产党借助司法调解,较好地实现了革命根据地社会治理模式的变革,有效消解了革命法制与社会旧俗之间的紧张关系,增进了普通民众对共产党政权的认同度。革命时期的调解尽管存在制度缺漏、行政导向等缺陷,但它对社会文化、习俗的娴熟运用,对社会组织、地方权威人物的组织吸纳,以及注重消弭社会冲突、维护邻里和睦的价值取向,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治理变革在法治中的生动体现,也成为当下司法与社会治理可资取鉴的历史资源。     

On the Bund andOn the Mend

正he wears a white coat,speaks fluent Chinese and diagnoses patients with the assista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A German physician working at the Body and Soul Clinic in Shanghai's Huangpu District,Doris Rathgeber,born in Diisseldorf in 1966,has been familiar with TCM for more than 20 years.She has practiced mainly in Shanghai and dedicates her professional life to promoting China's centuries-old medical system around the globe.     

新时代我国金融业监管改革的思考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我国金融业监管改革指明了方向。金融监管改革要更加注重树立新的金融安全观,注重金融发展应兼顾市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在新的指导思想和理念基础上,金融业监管改革的重点是要高度重视监管分合、监管协调、监管姓监、监管要义、监管态势以及其他监管改革等6个方面的问题。     

刑事司法中逻辑法条主义的反思

鉴于"深圳鹦鹉案"等热点刑事案件的裁判结果与大众情感、观念的尖锐对立,有必要对决定裁判结果的逻辑法条主义进行检讨与反思.逻辑法条主义在我国刑事司法领域的表现是全方位的,包括定罪层次的定性化机制、量刑层次的定量化机制以及刑事程序的科层式决策机制等.逻辑法条主义的产生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和现实成因.新中国成立以来,逻辑法条主义从无到有、逐渐形成,当前的司法体制则为逻辑法条主义的盛行提供了理念、制度、技术上的支撑.然而,逻辑法条主义在司法实践中引起诸多冲突,包括实质正义观念和形式正义观念的冲突、专业审判组织决策与民众意见的冲突、抽象立法与具体现实的冲突等.为达成逻辑法条主义下的情法协调,需要在立法和司法层面上予以改革完善,包括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建立中国特色的"法官造法"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及其巡回法庭的法律审制度)、提高立法技术等.     

作为主导现代化进程新范式的“政党中心主义”

社会中心主义与国家中心主义是经典意义上的国家现代化主导范式,二者分别侧重社会和国家作为主导性力量来推动整体性现代化进程,并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构成了现代主流发达国家的历史演进主脉络。在以中国为代表的后发赶超型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前两种范式的解释力遇到了挑战。一种以政党为中心主导的,先由体制外产生的政党通过构建民族主义价值体系、规范体系与期望体系,实现新式权力结构革新,进而助推国家现代化的"政党中心主义"新范式逐步登场,并彰显了极具潜力的理论和道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