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民族自治的历史演进

中国近代民族自治制度是一个新的学术领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有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二十余年来,发表了为数不多的研究近代民族政策的论文;在中国少数民族法制史、中国历代民族政策研究、中国民族法学等通论著作的个别章节对这方面的内容也有所涉及,只是这些研究既不全面,也不深入,这相对该课题的重要性而言,是极不相称的,有待我们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深入而系统的探讨。另外,现有科研成果对近代各个历史时期民族自治制度的研究也不匀称,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权的民族自治法制研究有一定的进展,而对清末政府、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民族自治法制的研究不仅比较薄弱,而且尤其急需对其做出客观、充分而公允的评价。     

论我国环境税收制度的构建和完善

环境税收是国家在环境管理中所运用的重要的经济激励工具,其实质是建立一种经济利益刺激机制,通过发挥税收的行为激励和资金筹集双重职能,使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社会成本内化到生产成本和市场价格中去,再通过市场来分配资源,最终实现控制环境污染和改善环境质量的环境政策和法律目标。按照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调整我国现行税制,借鉴西方国家经验、立足我国具体国情,逐步建立起相对完备的环境税收制度,是我国税法建设的重要目标。     

论公务员在服务型政府中不适行为的重构

构建服务型政府已成为我国政府改革的目标选择,而目前公务员的思想行为与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存在一定程度的不适,因此对目前公务员与服务行政的种种不符行为进行深层的分析是一项必须的任务。为了改变公务员的不适行为,重塑行政理念、提高行政能力、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估机制以及与社会利益一致的激励机制将会对我国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产生积极的作用。     

后发展型跨国公司发展战略探析及我国的借鉴

以日本韩国等国家中的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后发展型跨国公司,在微观发展战略和宏观发展战略方面为中国发展提供了借鉴。中国跨国公司属于后发展型跨国公司,其发展需要政府的扶持,同时,在产业战略选择上应注重投资高技术行业和服务业;在投资战略选择上应注重以合资方式为主;在区域战略选择上注重直接投资应以发展中国家为重点,逐渐向发达国家发展。     

科层化：科层制组织的理性与非理性

现代社会中的科层制是建立在马克斯·韦伯的组织社会学的基础上的,现代国家的管理就是科层化的管理。韦伯把科层制看作是理性化的重要方面,而从价值理性的角度看,我们就可以看到科层制非理性的一面,也就是说,科层制在形式上的理性程度越高,则其在实质上的理性程度就越低。     

2005年武汉市党校系统期刊工作会议综述

2005年武汉市党校系统期刊工作会议于2006年1月17日在中共武汉市江岸区委党校召开,来自市委党校,市建委及江岸、江汉、武昌、硚口、黄陂区委党校的期刊工作负责人参加了本次会议,市委党校汪德明副校长、杨颖副校长出席了本次会议.省委党校报刊部副主任张秋实、叶剑峰同志也应邀参加会议.会议由市委党校汪德明副校长主持.     

牢牢把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学习胡锦涛同志7月1日、9月3日两次讲话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它政党的显著标志。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就要自觉加强世界观改造，围绕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来落实，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     

对我国“私人侦探”的理性思考

面对我国私人侦探大量存在而又处于无序发展的现状,理论界存在着坚决取缔和允许发展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正视现实,允许其存在,并通过立法和建立相应的行业自律机制,加强对私人侦探从业人员的资格管理和业务范围管理,明确其法律责任,才能使私人侦探行业步入良性有序发展的轨道.     

农民工“自救式犯罪”的犯罪心理学分析

所谓农民工“自救式犯罪”是指当农民工的生存、发展受到威胁或是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时,他们以犯罪的手段来维护自己正当的权利或权益,是一种具有非法维权性质的行为。农民工犯罪有两种表现形式:一为相对人确定的犯罪,即犯罪对象为实施先行主动攻击的单位或人,主要是用人单位及其负责人,其犯罪的主要诱因在于客观。二为相对人的不确定的犯罪,即犯罪对象为一般公民,此类犯罪的主要诱因在于主观。农民工“自救式犯罪”为相对人确定的犯罪,即属于第一种表现形式。据统计,“自救式犯罪”是农民工犯罪的主要表现形式,“自救式犯罪”的内容没有完全排它性的界定,主要是财产犯罪,杀伤犯罪、经济犯罪等。     

The Legitimacy Problem and Democratic Reform in Hong Kong

On 1 July 2003, over half a million Hong Kong people staged a mass protest against the poor governance of the post-handover Hong Kong government. The grievances of the marchers quickly snowballed into a widely backed movement for democracy. The subsequent record-breaking support for pro-democratic candidates during the local elections held on 23 November 2003 unnerved Beijing over its possible loss of control over Hong Kong. Beijing swiftly shifted to a hard-line approach, attempting to dampen the local democracy movement. This paper will expound the five fundamental causes of Hong Kong's broad-based demand for full democracy, analyse its type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to illuminate its political dynamics, and highlight the parameters impacting its democratic develo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