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息商业利用同意要件研究——以个人信息类型化为视角

《民法总则》第111条顺应信息时代的需求,规定个人信息在信息利用中受到法律保护,但规定得较为概括。信息主体同意是信息商业利用行为的合法要件之一,但绝对的同意要件会阻碍信息的充分利用。为实现人格尊严保护与信息利用平衡的法律理念,并结合个人信息的性质,应当将个人信息分为人格紧密型个人信息和人格疏远型个人信息。人格紧密型个人信息与人格尊严密切相关,同意要件应为积极同意;而人格疏远型个人信息与人格尊严相对较疏远,同意要件应为消极同意。基于个人信息类型化研究,建议司法裁判者区分适用个人信息商业利用的同意要件,以实现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利用的平衡。     

运用神经行为测试系统评价酒后行为功能的可行性研究

目的研究运用神经行为测试系统评价酒后行为功能的可行性。方法采用汉化第三版计算机化神经行为评价系统(NES-C3),通过自身对照的方式,对49名饮酒者进行神经行为功能的测试,并与步行回转试验进行比较。结果心算、视觉保留、线条判断和数字筛选均在酒后0.5￣2.5h的时间点上能力指数有所下降,视简单反应时能力指数下降则延续至酒后5.5h;步行回转在酒后0.5￣2.5h间有阳性案例。血中酒精质量浓度在0.50mg/mL以上,视觉保留、线条判断及视简单反应时的能力指数有明显下降;血中酒精质量浓度在0.80mg/mL以上,心算和数字筛选的能力指数有明显下降。步行回转实验的阳性人数在血中酒精质量浓度0.50mg/mL以上有明显增加。结论计算机化神经行为评价系统作为一个定量指标,可反应酒精质量浓度与神经行为功能的关系,且比步行回转试验更客观、更灵敏。     

论创建权力有限型警察 --对法治背景下警察权力分解与控制的思考

警察权力的大小,与一个国家法治水平的高低成反比.随着国家法治水平的提高,警察权力呈现逐步缩小的趋势.公安机关须与时俱进,转变传统的警察全能观念,确立警察权力有限的新理念;将原来过于宽泛的权力进行分解和转移,树立"大治安、小警察"的新理念;推进社会治安管理理念的转变,构建公安行政管理的替代机制.     

连接论:对基于计算机隐喻的认知模型的质疑

本文比较了基于计算机隐喻的传统认知处理模型的内容与特点和新兴起的连接论的内容与特点，认为，连接论将取代传统的基于计算机隐喻的认知处理模型成为今后指导人类认知研究的主流思想；语言学等学科要取得突破必须抛弃计算机隐喻的影响。     

公司会议公证的若干法律问题

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会议现场公证监督,是民商事行为公证的一个新领域。公司职 能机构的实体化、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股东与股东及与公司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确定,客观上需 要会议现场公证监督。但由于立法的粗疏、现代企业制度形式化以及会议安排上的原因,会议现场 公证监督的法律后果面临若干不确定之处,同时也给公证机关带来一定的执业风险。     

新闻自由权权利之源探析

新闻自由是言论自由在新闻传播领域的体现，是传统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延伸和发展。新闻自由权的权利主体包括新闻媒体和公民。天赋人权是一切人权理念的真谛，自然权利是新闻自由权最原始的权利基础；人性尊严是新闻自由作为个体性权利基础；新闻自由作为一种民主权利则演绎的是公民及媒体对监督政府而产生的制度性权利基础。     

社会治理的“罗盘”:“情”“理”“法”关系的融合与互通

“情”“理”“法”是协调人类社会各种关系的主要依据,“情”是基础,“理”是“情”的规则化,“法”是尽“情”适“理”的设计。三者虽在目标和源生上具有一致性,但在社会生活中却常以矛盾的形式引起人们的关注。不同的文化视阈下,对“情”“理”“法”的关系看法不尽相同,三者以一种哲学式的否定之否定的逻辑不断相互促进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结合我国的文化特征和现代社会发展的实际促进三者融合互通,建构完善与“情”“理”精神相一致的法律制度体系,杜绝不合乎现代社会之“法”的“情”“理”对“法”的干扰,善用中华文化之“情”“理”释解现代社会之“法”。     

政策问题建构线性模式及其解构

与工业社会相适应,政策问题建构模式体现为一种线性模式。线性模式体现为四个方面:一是贯穿于政策问题建构过程的力的方向单一,二是政策问题建构的主体隔离,三是政策问题建构的价值单一,四是政策问题建构固定为政策阶段论的一个环节。随着后工业社会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快速增长,政策问题建构的线性模式被解构了。自上而下的决策流程无法真实、准确地建构政策问题;社会问题的高度复杂性对碎片化管理提出了质疑;单一理性主义受到挑战;政策阶段论也被迫宣布解体。与后工业社会相适应,社会治理的机制导向应转向服务导向,政策问题建构的合作模式成为更符合情境的模式。     

西部大开发中的贵州考量

文章分析了西部大开发是贵州发展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深入探讨了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和”十二五”总体态势中贵州所处的方位，重点强调要加大探索创新力度，用好各方面的政策措施。     

On the International Admiralty Jurisdiction Conflicts

基于海船航行的国际性及各国扩张性的海事管辖权政策等因素,国际性的海事管辖权冲突问题较突出.尽管国际社会在协调提单合同、船舶碰撞、海洋污染、扣船管辖等方面的管辖权冲突已取得一定成就,但更多的还是需各国妥善地适用司法主权原则、当事人自治原则、最密切联系原则及其他若干协调管辖权国际冲突的基本规则,以消除各种不必要的海事管辖权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