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彝族地区少数民族纠纷解决机制的启示

对四川省乐山市的峨边彝族自治县、马边彝族自治县,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布托县等地进行的少数民族纠纷解决机制问题的调查采用了实地走访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问卷调查分为三类。即当事人类、民间权威类、官方权威类。对纠纷类型与数量、纠纷解决主体、当事人对纠纷解决主体的选择、纠纷解决依据、纠纷解决方式等进行了分析。以调解为主的传统纠纷解决方式在彝族的大部分地方仍占据主要地位,特别是在民事领域,同时纠纷的现代解决方式在城市的彝族与汉族之间有一定的市场。近年来对彝族之间的刑事纠纷,国家也加大了干预力度。我们应该重视本土资源,特剐是以情、理、习惯等为代表的民间法,以实现国家法与民间法的良性互动;实现纠纷的传统解决模式与现代解决方式的衔接;从而实现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     

陕甘宁边区民事法律创制的主要方式探析

边区政府创制民事法律的活动,是边区法制建设中的重要环节。在创制民事法律的过程中,边区政府采用了单行法为主的法律创制方式,同时,又以自主创制民事法律与有条件地援引国民政府法令相结合,自立创制与有条件地援引国民政府法令相结合,成文法与习惯法互补,法的实施与司法解释,重点创制与逐步完善相结合,以及采取概括式与列举式和划分总则与分则的立法技术。这些方式,使边区的民事立法与边区的实际紧密结合,其所坚持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和重视调查研究,注重法律创制和边区的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做法,为当代中国的法律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历史经验。     

《谢尔曼法》第2条意义上的“垄断”

《谢尔曼法》第2条所调整的＂垄断＂行为,有三个构成要件：行为人必须具有垄断力,而且从事了限制竞争行为,并且这种行为是出于＂特定的意图＂。长期以来,前两个要件的含义与证明方法相对确定,但在＂意图＂的证明上,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做法。而进入新经济时代以后,在新经济产业,评价垄断地位的传统反垄断法理论受到挑战,市场份额不再是最主要的衡量标准,适用第2条的重心很大程度上转移到市场进入壁垒的考察上。通过经典判例进行考察,可以阐明第2条发展演进的一般过程,从而澄清其含义与分析方法。     

现代法治视野下行政处罚权的博弈研究

行政处罚权与公民权有着密切的关系,行政处罚权是以保障公民权为前提的,同时又受到公民权的制约,两者之间的冲突和对抗构成了一个博弈的过程,为了让博弈能够实现一个均衡的结果,我们务必从立法、执法、监督等方面来寻找协调行政处罚权与公民权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以加快法治现代化的步伐。     

论解除权效力之法理构成

解除权效力的法理构成,历来为理论上的重大争论。作为对违约救济路径的救济手段,解除权的行使使得遵守合同一方当事人得以从原合同关系的约束中解放出来;作为违约救济体系的重要元素,解除权担负着协调返还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使命。基于此,使得解除权发挥变更原合同关系为返还性债务关系是十分合理的,同时足以彰显其作为形成权之一种的基本权利属性。     

自动顶空GC/MS测定血液中乙醇含量不确定度评定

目的评定自动顶空—气相色谱—质谱法(GC/MS)测定血液中乙醇含量的不确定度。方法从分析测量过程着手,依据不确定度评定的指导性文件,分析了不确定度来源,量化不确定度分量,计算检测结果的合成标准不确定度和扩展不确定度。结果血液样本两次测定结果平均值为0.738mg/mL的扩展不确定度为0.084mg/mL。结论血液中乙醇含量的不确定度主要来源于样品检测、乙醇标准溶液和标准曲线。     

论祖国大陆亲属法通则性规定的确立——以海峡两岸亲属制度之比较为视角

《亲属关系通则》的缺失是我国祖国大陆《婚姻法》经2001年修改后仍存在的一个重大遗憾。亲属关系通则有自身的功能及特定的价值取向,建立该项制度有它的实际意义,对祖国大陆和我国台湾相关立法的介绍评析,一方面指明了我国中国大陆地区亲属立法中存在的不足,另一方面有针对性地提出了部分立法建议,以求为我国祖国大陆亲属立法之完善提供一定的参考。     

刍议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及法律对策

中小企业的融资本质上就是通过社会的资金分配制度对其进行社会资金的配给。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解决途径在于从制度的角度型构一种新的社会资金分配制度。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既有政府经济职能的因素,又有银行的因素、资本市场的因素及中小企业自身的因素。要建构一个克服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制度体系,应解决以下四个核心的问题：一是要规范政府在中小企业融资中的功能;二是要构建中小企业的间接融资渠道;三是依法规范资本市场以保障中小企业融资;四是要构建克服中小企业自身局限性的制度体系。     

职业病鉴定制度的“诉讼化”改革

现行职业病鉴定制度具有＂仿诉讼化＂的特点,但仍然在公正性、便民性、权利性和救济性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制度弊端,今后需要沿着＂诉讼化＂方向深化改革,切实保障劳动者公正获取职业病诊断和鉴定的权利。     

论协商民主在行政决策机制中的引入

我国现行“公众参与、专家论证、政府决定”的行政决策机制由于“公众参与”之规定停留于一般要求,造成公众在机制中的“结构——过程”两阶段中角色断裂,进而使机制所追求的民主正当性目标落空。而强调公众参与的广泛与平等、重视理性与真诚协商、注重偏好转向的协商民主有助于修复行政决策中公众参与可能遗漏的民主性,美国行政决策中的协商民主在实践层面上验证了此种功能取向。由是,在我国行政决策机制中引入协商民主可成为一种增强决策过程民主性的选择性方案,更为重要的是,我国政治协商制度为此种引入提供了政治与制度基础。而协商民主要在行政决策中获得稳定性并持续发展,必需借助法律媒介使其制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