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网络贸易的发展及其对策探讨

网络贸易是一种新型的贸易方式,网络贸易的兴起,是国际贸易领域里一场深刻的商业革命。网络贸易突破了传统贸易活动中物质、时间、空间对交易双方的限制,它的产生与发展将对世界经济贸易的增长产生巨大的影响。我国网络贸易的发展仍处在萌芽阶段,但已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然而,由于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阶段,市场机制还不完善,市场环境还不健全,严重阻碍了我国企业大规模进入网络贸易市场,必须采取积极的对策措施,进一步促进我国网络贸易的发展。     

关于腐败根源的理性思考

经济转型期计划与市场的并存为官员提供了“寻租”机会,现行的某些政府审批事项和国有企业转制与租赁过程中出现的财产关系调整也为腐败的滋生提供了温床。现实表明,腐败发生的地方往往是权力授予不够民主,权力制约不够到位,权力运行不够公开。设权失当,授权失误,用权失范是导致权力变质、权力异化和权力资本化的主要因素。而腐败者的侥幸心理、冒险心理、攀比心理、默认心理和双重人格心理,也是腐败的重要根源。     

论证据失权的救济——兼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3条

司法解释确立了举证时限(或证据失权)制度,从而使我国民事诉讼证据的随时提出主义转变为适时提出主义。但是证据失权制度是一把双刃剑,必须给证据失权以适当的救济,并设置相应的制度保障,即:在区分严格证明、疏明和加强法官对当事人举证指导的前提下,通过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等方式进行,以期证据失权制度能够兼顾案件真实和诉讼效率,促进诉讼公正。     

葛根和黄芩乙醇提取物体外抗乳腺癌实验研究

目的:考察葛根和黄芩乙醇提取物体外抗乳腺癌细胞增殖活性。方法:葛根及黄芩200,400,700,950 m l/L乙醇提取物作用于人乳腺癌MCF-7(ER )和MDA-MB-231(ER-)细胞,MTT法检测对细胞增殖的影响。结果:葛根950 m l/L乙醇提取物在100~800μg/m l剂量均能显著抑制人乳腺癌细胞增殖,700 m l/L乙醇提取物也显示了一定的抗肿瘤细胞生长活性,200,400 m l/L乙醇提取物未见明显的抑制乳腺癌细胞增殖作用;黄芩950,700 m l/L乙醇提取物在50~400μg/m l剂量均能显著抑制人乳腺癌细胞增殖,400 m l/L乙醇提取物也显示了一定的抗肿瘤细胞生长活性,而200 m l/L乙醇提取物未见明显的抑制肿瘤细胞增殖作用。结论:葛根和黄芩乙醇提取物有一定的抑制乳腺癌细胞增殖作用。     

西部大开发中生态效益补偿的理论探悉

西部生态环境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举足轻重,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保护和改善西部生态环境。生态价值论、公共产品理论以及公平正义等法律精神是构建西部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理论基础,科学合理的生态效益补偿制度有利于平衡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西部与中部东部的关系,从而有效维持甚至增值西部生态功能。     

基层民警心理压力及其调适

基层民警的心理压力超负荷是个无可争辩的事实 ,目前 ,关注警察的心理健康问题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重视。基层民警的心理压力来源于社会文化的不断变迁 ,心理压力会影响认知、情绪、行为和生理。面临压力不同的人会采取不同的应付方式 ,从而带来不良后果。心理调适的方法 :一、有效驾驭压力。二、善于调节情绪。三、勇于改变自我。四、对广大民警进行心理健康教育以提高心理素质从四个方面入手。     

模糊方法在公安工作中操作性的基础及运用

模糊性是公安工作中实际存在的现象,而模糊方法在一定条件下也是科学的方法。用模糊方法来研究、分析公安实际工作中的模糊现象,从而认清模糊现象的实存性,把模糊引入精确,使各类模糊内容、方法更确切,以达到在实际工作中提高工作效率的目的。     

略述派出所信息源和信息内容的科学划分

公安派出所信息是公安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适应派出所改革的需要,便于操作,应将派出所信息源划分为:人口信息源、场所信息源、物品信息源、敌社政情信息源、政策信息源、资料信息源和内务信息源。并将派出所信息的内容划分为责任区民警、内勤民警和派出所领导三个方面。     

试析"一个中国"原则的来源和内涵

台湾问题起源于国共两党的斗争 ,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中国历史遗留问题 ,这构成“一个中国”原则的历史来源 ;台湾问题在本质上属于中国的内部事务 ,这构成“一个中国”原则的逻辑来源。因此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 ,两岸之间无论存在多大的分歧都要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协商解决 ;从促成国家统一的角度出发 ,“一个中国”原则的真正内涵是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能分割。只有坚持真正的“一个中国”原则 ,才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受贿犯罪主体的疑难界定

受贿罪是一种发案率高、较为复杂的犯罪。本文立足于受贿罪“权钱交易”的实质,分析了该罪主体要件中的三个疑难问题,提出了受贿犯罪主体的有关具体界定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