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侦查程序与策略

侦查程序和侦查策略是侦查教学和实践中两个重要的要素,侦查程序的特征表现为它的法的规定性、单向性和顺序性,而侦查策略的特征表现为它的机动性和灵活性,因而具有多向性。它们二者之间具有相互制约性和相互促进性,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在侦查教学和实践中,要充分认识侦查程序和侦查策略的范畴和特性,既反对把二者混为一谈,也反对偏重一方而轻视另一方,要最大限度地发挥二者各自最大的效能。     

从《东盟宪章》看"东盟方式"的变革与延续

第13届东盟首脑会议正式通过了<东盟宪章>,宣告东盟组织具有法律人格地位,正式赋予东盟作为国际谈判和处理国际事务主体的法律地位."东盟方式"是影响<东盟宪章>制定的重要因素.一方面,随着地区一体化进程的深入,"东盟方式"越来越限制东盟的发展,东盟日益显得效率低下,行动迟缓,无力应对地区问题,在民主、人权等国际社会关注的事项上也难以发挥积极作用,区域社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也是举步维艰.这些都要求东盟对其"东盟方式"进行变革.另一方面,东盟成员国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任何激进的超国家机构建设都有可能招致成员国的抵制,造成东盟的分裂,因此,为了维护东盟内部的政治团结,"东盟方式"仍将是东盟运作的基本模式.<东盟宪章>就是在对"东盟方式"变革的张力与延续的惯性下制订出来的.     

酒后驾车道路交通事故流行病学研究

目的比较酒后驾车交通事故与非酒后驾车交通事故的流行特征。方法1999～2003年成都地区酒后驾车交通事故542例组成病例组,另从同期发生的75324例交通事故数据库中随机抽取1%非酒后驾车交通事故731例组成对照组。运用统计方法进行分析。结果酒后驾车交通事故造成人员死亡的危险度是非酒后驾车的1.72倍,两类事故的24小时分布基本呈相反趋势,酒后驾车非职业驾驶员和非驾驶员所占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原因导致的交通事故(P<0.001),酒后驾车造成车辆的损害程度强于非酒后驾车,两类事故机动车的出行目的亦明显不同。结论酒后驾车交通事故较非酒后驾车交通事故后果严重,酒后驾车交通事故有不同于非酒后驾车交通事故的流行规律。     

司法平等理念下的公诉制度

平等作为现代刑事司法的核心价值,对于防止公诉裁量权滥用具有重要意义,在我国刑事学术研究和司法实践中,却长期得不到重视。对现代公诉制度的剖析表明,统一的专业资格、检察一体化、统一的公诉政策、歧视性起诉辩护制度保障了司法平等在公诉中的实现。我国应当相应完善此制度,以更好地保障当事人获得平等保护的权利。     

论我国政府绩效评估体系的构建

政府绩效评估是当今许多国家提高政府效能、改善政府形象的行之有效的工具和方法。对政府绩效进行科学评估,有助于强化政府及公务员自律,提高政府效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     

论农民的医疗保障权——以西部为视角

健康权是基本人权，医疗保障权是人权的基本组成部分。改善医疗待遇，就是保护人权。医疗保障是社会保障的一个重要方面，国民医疗保障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由于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等因素的存在，中国农民的医疗卫生状况令人担忧，其医疗保障权利的实现存在诸多障碍。本文以西部农民为视角，对农民医疗保障权利的若干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预防措施研究

通过对江西省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的调研，说明还要进一步完善青少年违法犯罪预防工作，应建立健全组织网络体系，强化“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引导机制，加强青少年中重点人群的监控和管理，务实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基层基础工作，并完善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法律法规和司法制度。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研究

公司法人人格独立制度的产生，股东有限责任制度的确立，以及公司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制度是现代公司制的三大基本原则。虽然公司法入制度有着巨大的优越性，但它也容易沦为股东（或董事）逃避债务、损害债权入利益的工具，因此，需要有一个相应的制度来平衡公司的股东和债权入的利益，完善公司的法入独立人格制度和股东有限责任制度。各国立法或实践纷纷引入“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对公司人格独立制度和股东有限责任制度加以完善和补充。我国修订的《公司法》也引入“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这标志着我国公司立法已趋于完善。我们应正确认识该制度中的股东行为及其适用条件，在实践中慎重权衡，审慎适用，这样才能体现该制度的价值，进而促进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     

党在构建新型社会管理体制中需要树立哪些新理念

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与之相应,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也必须做出相应的改变。构建新型的社会管理体制,一是明确党在社会中的作用,二是重塑和更新一系列观念,三是探索社会管理的新格局。     

缺失与补正:侦查程序中犯罪嫌疑人权利告知制度

基于侦查阶段有效防御侦查机关强力之考虑,法律赋予犯罪嫌疑人以较多的诉讼权利.然而,法律只规定了诉讼权利的内容,未确立行使这些诉讼权利的程序性制度,导致法律规定的诸多权利未能从应然走向实然,无法实现对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之立法初衷.为此,应当借鉴国外立法,分析现行制度缺陷,进而补正权利告知制度,以期真正实现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