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关于公正原则的制度建构及实践

公正是人类对美好社会的一种向往和价值追求,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也是评价社会制度的一种道德标准。马克思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建构制度的正义原则,将劳动和分配作为衡量公正与否的尺度,并提出了实现社会公正的路径。     

犯罪对象概念之界定

犯罪对象在刑法理论研究中具有独立性,与犯罪客体既有联系更有区别,也不完全等同于行为对象。犯罪对象是指犯罪行为直接影响或作用并体现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客观事物,包括人、物以及国家行为。     

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权力调整中的集与分--基于国家统治和管理效率的双维度分析

基于国家统治和管理效率的双重目标，我国应该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权限，并使权力调整制度化和法制化，通过有选择的集权和制度化的分权，构建相互合作和依赖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关系，实现集权和分权的平衡。     

徒刑中自由内容与结构初探——从中国囚犯劳动报酬获取权利之实际状态切入

徒刑到底剥夺或限制着罪犯哪些自由目前并不清楚。以囚犯劳动报酬获取权利之实践来论述徒刑中被依法剥夺的自由类型和结构，就是一种很好的尝试。刑法除了规定囚犯必须参加劳动外，并未提及劳动报酬获取权，但规定只要罪犯劳动表现和贡献符合法定标准，就可获得减刑、假释，以劳动成果换取自由是一项制度实践；但此做法目前实际上还只专用于少数人而不普遍适用于一般服刑者，这表明从学理上揭示徒刑被剥夺的自由类型与结构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过渡司法及其在原苏联、东欧国家的实践

过渡司法（transitional justice）是指对系统性或者大规模人权侵犯的回应,包括起诉、赔偿、真相调查、机构改革和人事清查等多种机制。过渡司法并不存在＂一刀切＂的模式,由于特殊的历史经历,原苏联、东欧有关国家主要采取了清洗和开放档案等做法。这些国家过渡司法实践留给我们的经验和教训是：不可盲目追随某些人提出的正义口号,每一位公民都应当参与到过渡司法的思考和辩论中来,进而在其目标和手段方面达成共识。     

女性主义的新出路：将差异纳入平等范畴

男权等级制将性别的差异等级化为男优女劣,一些女性主义者试图通过证明男女相同甚至女优男劣来实现变革,这两种立场都否认了差异的平等地位.在差异等级化的阴影下,"男性化"、"女性化"、"双性化"、"无性化"等都不能成为女性解放的灵丹妙药;重新界定差异,认为差异是有利的,或将差异与平等并列的做法,又使女性主义陷入实现平等、承认差异两个目标并存的危险境地.女性主义应该再进一步,彻底消除差异等级化的影响,将差异纳入平等范畴,无论差异有利与否都赋予平等的权利.女性主义的要求归根结底应该是:把人当人看;把女人当女人看;把不同的女人当不同的女人看.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初探

第一次国共合作促进了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作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是实现国共合作的一个关键人物,凭借其曾在爪哇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实现不同政党联合的工作经验,并根据自己在华工作实践的观察和思考,以"党内合作"的模式来实施共产国际的东方战略,加快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步伐,对第一次国共合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水牛IFN-γ成熟蛋白基因的原核表达及其产物多克隆抗体的制备

将水牛γ-干扰素成熟蛋白(IFN-γ)基因亚克隆至pGEX-6P-1中,成功构建了pGEX-BoIFN-γ表达载体,转化至大肠杆菌BL21(DE3)重组菌进行IPTG诱导表达。应用SDS-PAGE方法对表达产物rGST-BoIFN-γ进行分析,用GST琼脂糖凝胶柱对可溶性蛋白进行分离纯化,并采用ELISA和Western-blot试验鉴定重组蛋白的免疫活性。将可溶性纯化蛋白作为抗原免疫小鼠,包涵体蛋白经SDS-PAGE分析后切取目的蛋白免疫小鼠以制备多克隆抗体。结果表明:重组菌经37℃0.5 mmol/L的IPTG诱导3 h,表达出43 ku的融合蛋白。目的蛋白的表达量达到菌体总蛋白量的30%,分别以可溶性和包涵体两种形式存在,而可溶性表达蛋白纯化后的纯度较高。获得的重组蛋白具有良好的免疫活性。均能从可溶性蛋白及包涵体蛋白免疫小鼠得到针对rGST-BoIFN-γ的特异性多克隆抗体。     

借助网络有效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网络正在向大学渗透,正对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产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借助网络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时代的选择,我们要通过完善校园网络教育体系,以及加大校园网络监控力度,来有效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论跨界环境损害责任的确定因素

跨界环境损害的通常含义是指跨过国家边界线的物理存在或溢出造成的损害。污染方责任的确定首先应该考虑直接决定污染的因素,包括预防措施及恢复原状的成本和合理反应措施的费用。前者指符合成本效益的费用,即建立和维持集体行动制度的成本。后者是在确定这样的救济时,核心问题应该是合理和谨慎的主权国家或其代理人为减轻污染造成的损害而将采取的步骤,并同时注意技术可行性、有害的负作用以及这种再生过程的兼容性或其重叠性,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这种努力超出了某一点变得多余或过于昂贵。其次需要考虑的是间接决定污染的因素,包括人身、财产与环境的损害。另外,在判断受害国的哪些损害应由加害国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上,需要考虑的另外一种情况是损害不是单纯由不法行为引起的,而是由并存的原因引起的。还有一个促成损害的问题需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