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政府建设下政企合作责任承担机制研究

政企合作是数字政府建设的重要保障,清晰的责任承担机制则是发挥政企合作优势与化解合作风险的关键。考察数字政府建设的实践,政企合作责任承担机制存在主体多元、法律工具多元与利益多元的冲突,进而出现外部责任推诿与内部责任模糊的突出困境。回归责任关系本身,国家担保理论可为数字政府建设下政企合作提供外部形式责任承担的合理范式;密切性和控制性标准确立的事先风险责任,归责原则划定的事后损害责任,则为内部实质责任的承担开辟有效渠道。在实现路径上,数字政府建设应当明晰政企合作的权利义务关系,确立整体政府理念下内外责任的承担机制,促进政企合作的高效运作与可持续发展。     

略论明清之际火器的使用及其启示

明清之际,火器的运用在战争的胜负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明军在与后金最初交战中凭借优势火器的使用,取得了数场胜利。而皇太极在认识到新型火器装备的优势后,遂积极铸造新式火炮,并创建了八旗汉军,在火器的使用上后来居上,超过了明军,为清军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这一历史教训告诉我们新式的武器装备必须与战略决策、军事制度、士兵素质等方面的因素相结合,才能充分发挥其效能。     

论检察院人民监督员制度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检察机关主动接受外部监督的有效途径,有利于规范办案程序,提高办案质量.人民监督员监督是一种权利监督,具有刚性的程序保障,监督范围具有特定性.目前,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一项工作创新制度,符合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原则扣精神,并有内在的法理基础,在我国司法体制下有存在的必要性.     

拉美与美国立宪主义分型探源

在历史上,拉美与美国相继推行立宪主义,但二者却是貌合神离。美国借由立宪实现了宪政,拉美虽有立宪之名却无宪政之实。国外学者多从二者立宪所依凭的外在条件来解释其原因,本文试图从宪法根基这一维度来考量拉美与美国两种立宪发展中的分型。拉美采取了以政治精英为主轴、始终脱离民众的立宪逻辑,美国则将宪法根基深植于民众。拉美和美国立宪主义的分型表明,立宪是多种制度要素之间的合理搭配,需要妥当安置常态政治与宪法政治、大传统与小传统、同意与代表等制度要素之间的关系。     

4个miniSTR基因座复合扩增体系及应用

目的构建D6S474、D20S482、D4S2408、D6S1017等4个miniSTR基因座复合扩增体系,评价其对腐败检材的应用价值,调查4个基因座在汉族人群中的遗传多态性。方法采用不同荧光标记4个miniSTR基因座上游引物,构建复合扩增体系。用分子克隆方法制备等位基因分型标准物。采用上述体系对135份汉族无关个体血样进行检测,并计算群体遗传学参数。比较该体系与ID试剂盒在降解检材分析中的成功率。结果采用本文复合扩增体系检测,汉族人群中4个基因座基因型频率分布均符合Hardy-Weinberg平衡定律,累积个人识别能力为0.999 666,累积非父排除率为0.914 902。本文体系较ID试剂盒对自然腐败检材的分型成功率更高。结论 4个miniSTR基因座复合扩增体系对法庭科学实践,特别是对腐败检材的检测有应用价值。     

论法院对基本权利的保护

为公民基本权利提供保护,是现代国家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普通法院在基本权利保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德国虽然设立了宪法法院,但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职责仍主要由其他法院承担。在没有设立宪法法院的国家,通过普通法院更是为基本权利提供司法保护的唯一途径。我国法院应当通过三种方式为基本权利提供司法保护:如果法律有保护基本权利的具体规定,法院应当直接适用法律;如果法律对基本权利的保护只作了抽象规定,法院应当对有关抽象立法进行合宪解释之后予以适用;如果法律没有作出保护基本权利的任何规定,法院可以直接适用宪法的基本权利条款。     

论对辩护律师办公场所或者住宅搜查的程序控制

新刑法实施以来,我国刑事诉讼程序引入英美当事人主义对抗式诉讼机制,控方承担举证责任,加强刑事诉讼中律师辩护的作用,诉讼的对抗性更加激烈。同时,由于《刑法》第306条律师伪证罪的固有缺陷,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一些辩护律师被刑事追究的现象,为了证实辩护律师的犯罪行为,侦查机关可能搜查辩护律师的办公场所或者住宅。同时由于高素质、专业化辩护律师的出现,使得辩护方也能掌握更多对控方有利的证据,这也诱发了控方可能通过搜查辩护律师的办公场所或者住宅以获得该证据。实践中,我国已经出现了较多的对辩护律师的办公场所或者住宅进行搜查…     

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研究

目前学界尚未在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概念问题上达成共识。对于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内涵的界定,应该从证明标准与法律真实、自由心证和证明责任的关系入手。本文通过比较两大法系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特点及赖以存在的正当性基础,在坚持法律真实、自由心证和正当程序理念的基础上,提出在区分一般情况和特殊情况的前提下,重构我国行政诉讼证明标准体系的建议。     

对中国腐败问题的深层解构--一个多维视野下的范式和悖论

由于诸多的原因,关于腐败的诸多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廓清,对其中一些实质性问题,尤其缺乏实证的研究和深层的探讨。学界似乎因为腐败问题的“马肝式”因素而陷入了一个人为的无知之幕,①这是一个行为选择偏离认知理性的悖论。理论理性的缺席与我国目前腐败发展的严峻形势和腐败控制的迫切需要极不相称,也是人们对腐败问题出现认识偏差以及腐败控制效能阙如的重要原因。笔者拟从政治、法律、社会等多维视角入手,对我国腐败问题作一粗浅的证伪和求解。     

格式条款内容规制的规范体系

在规制合同内容的规范群内部存在着体系化的分工。格式条款内容规制规范不能适用于核心给付条款。其根本原因在于,市场机制通常虽不能作用于附随条款但却能作用于核心给付条款。这并不意味着核心给付条款就不受法律秩序的规制。对于不当合同的介入,通常需要合意度低下和均衡度不足两个要件的合力。合同法第40条的意义,在于将所有利用格式条款之情形的合意推定为程度较低的合意。如此一来,在对格式条款作内容规制时,便不再需要举证合意度的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