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修养观对现代德育的启示

传统文化中的修身思想是现代人完善自身修养时不可忽略的资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中庸之道.中庸之道追求一种不偏不倚、恰到好处的处世原则和思维方法.孔子的忠恕之道和<中庸>的学、问、思、辨、行的修养方法,以及"诚"的思想,不仅为目前的公民道德建设提供具体的素材,更为个人进行道德修养、培养健全人格提供了有效的方法.     

论和谐社会构建中法治与德治的关联互动

法治与德治各自具有不同的特性,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的内在联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既需要法治的“硬”约束,更离不开德治的“软”调节。只有把二者的各自优势相结合,才能建立一个既有“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又具“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在生存论维度中确立马克思哲学的个体性原则——兼谈中西方哲学沟通的前提性问题

"海德格尔式"的话语已成为哲学表达的"流行语",这自然也体现在近几年的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然而我们最应该借鉴的是海德格尔哲学所由以建制的个体性精神.在生存论维度中确立马克思哲学的个体性原则,并不是关于个体的知识性表述,也不是关于个体的心理性描述,而是揭示马克思哲学应如何对个体发挥功能性作用.它的理想方式不是仅仅获得由外而至的普遍性知识,而是由内而发的启蒙与觉醒.只有在个体性原则上,中西马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沟通:即不是逻辑意义上谁能包容谁,话语上谁能解释谁,而是随人生境遇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体性原则上的沟通是一种"不在场"的沟通.     

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的教育模式研究

目前,救助中心内的流浪儿童在教育基础、教育需求和学习愿望方面差别很大,以救助中心目前的师资和场所开展高质量的教育有相当的难度,但最大的困难还是在于对救助中心教育职能的认识和定位方面。救助中心必须向流浪儿童提供教育服务,但对流浪儿童的教育应该以利于其回归家庭和社会为导向。经过研究我们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教育模式——分类分层教育,分类分层教育模式有助于此目标的实现。     

邓小平荣辱观与中国社会进步

邓小平荣辱观为中华民族导引了一条社会进步之路,使中华民族的思想获得了进一步解放。邓小平荣辱观对因社会转型带来的利益冲突发挥了调整和缓解的作用,促进了新的价值体系的建立,塑造出了一代具有现代化素质的人才,进而形成了推动社会进步的新的有生力量,催生了促进中国社会进步的制度性保障机制。     

科学研究自由与知识产权制度

科学研究自由是科学技术不断前进的创造力基础,知识产权制度是对科技劳动的保护与激励制度。科学研究自由强调的是科学研究的公开性、公有性和无私利性,知识产权制度强调的是保障技术研究与开发者的独占权与私有利益。在科学研究仅仅停留在追问自然奥秘的时代,科学与技术是相对分离的,知识产权制度通过专利公开与合理使用促进了科学研究者的自由。但是随着科学技术一体化的发展,研究与开发之间的界限已经模糊,二者的区分已经失去意义,【1】在这种背景之下,传统的科学研究自由所强调的公开、公有、无私利性与知识产权强调的保护发明专利利益…     

当代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理论述评

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理论是各国社会党制定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当代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理论是在社会民主主义国家观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毛泽东的南方决策（连载二）

“见微知著,未雨绸缪”,毛泽东果断决策“,请来一个军师,叫邓小平”,提议对调八大军区司令员中共十大以后,王洪文的种种不良素质开始显露端倪。历来“见微知著,未雨绸缪”的毛泽东考虑重新选择接班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思考、反复比较、反复权衡,毛泽东想到了邓小平。邓小平现任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具有长期的指挥革命战争的丰富经验;具有“文革”前连续10年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主持中共中央第一线工作的丰富经验;具有国际舞台上同苏联霸权主义做斗争的丰富经验。他文能治国,武能安邦,内政外交无不精通,并且办事果…     

推进半开放式管理教育模式的探讨

浙江省十里坪劳教所是一个综合性的劳教所,常年收容劳教人员达3500余名,劳教人员构成、地域、群体和罪错类型复杂多元,其中吸毒劳教人员占了在所劳教人员的57.32%;盗窃、诈骗等罪错类型的劳教人员基本上是外省籍劳教,占了在所劳教人员的26.43%。同时,还担负着全省男性“法轮功”劳教人员的教育转化任务,场所安全防范工作压力大、任务重。基于这一现状,我所在确保场所安全稳定的前提下,立足所情,因所制宜,确立了以半开放式为重点的管理教育模式。通过全所民警的努力,探索实践了一些做法,取得了一定成效。一、推行半开放式管理模式的探索(一)…     

中菲民间组织的交流与合作：对现状与前景的初步探讨

本文对中菲民间组织合作交流的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合作前景进行了初步探讨,指出中菲民间组织应在加强组织建设、能力建设、发展战略以及关系到双方切身利益的问题与领域进行紧密合作,促进双方社会的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