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法治化提升之路

针对我国社会稳定风险总量持续增加之现状,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相继在各地建立。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主体独立性不足、评估多维视角缺位、政法领域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法治精细化不够等问题,还需解决;评估的可靠性和科学性,还需提升。同时,一个开放的评估系统,一个充分、畅达的公民表达机制,或许有助于将社会稳定风险转化为激发社会活力、激励改革创新的社会进步加速器。     

社会治理机制的实质、设计与运用

从国内外社会治理失败的教训和成功的经验中可以得出一个共识,即完整的社会治理必须形成治理体制、治理机制、治理政策的紧密衔接与连贯。缺少任何一个环节,或其中哪个环节是松垮的、薄弱的,社会治理的整体绩效都不会太高。     

小额诉讼程序移植困境之省思

小额诉讼程序在实践中的利用率很低,这与立法者当初引入该程序时的预期形成鲜明对比。为此,有必要对此次立法活动进行反思。立法者在进行此项法律移植时,没有考虑到基层法院的法官对该程序可能有的顾虑及反应。更为关键的是,片面追求快速结案、减轻法院负担的立法目的是有失公允的,也倒置了公正与效率之间应有的关系。再者,缺少充分的比较法上的准备,也严重影响了立法的质量。西方国家设置小额诉讼程序的原因是其普通程序过于正式、复杂、迟缓,而我国既有诉讼程序的区分度并不高,我国的普通程序(更不用说简易程序)总体上并没有西方普通程序那样的问题。     

中日公害纠纷的行政处理机制之比较

日本公害纠纷的行政处理机制在解决该国的公害纠纷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多样的处理途径,严格的程序要求,我国现行公害纠纷行政处理机制较为不健全,我国可借鉴日本在此方面的先进经验,可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加强检察建议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作用

检察机关在执法办案过程中,立足并延伸法律监督职能,运用检察建议的方式,对社会治安防范、社会管理体制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及时向相关部门提出堵塞漏洞、完善机制的建议,可以达到提升社会管理水平的效果。     

发展模式的选择与经济发展——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为范本

本文从分析经济发展模式问题的由来入手,对中国传统增长模式进行了检讨反思,并分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矛盾和困惑以及中国经济发展方式一直难以根本转变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做到＂五个坚持＂,从而使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新一轮的增长期中抓住机遇,健康持续地发展。     

论“携带凶器盗窃”简

2011年5月1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简称《修正案八》）增设了盗窃罪的不同犯罪情节,“携带凶器盗窃”就是其中一种.2013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新出台司法解释第3条第3款规定,携带枪支、爆炸物、管制刀具等国家禁止个人携带的器械盗窃,或者为了实施违法犯罪携带其他足以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器械盗窃的,应当认定为“携带凶器盗窃”.“携带凶器盗窃”的“凶器”认定有一定的特殊性;其现实中可能出现的一些具体的情形,以及其与“携带凶器抢夺”的关系不无深入讨论之余地.     

论涉案财产之发现

发现涉案财产是发现证据及其线索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为进一步采取财产保全或证据保全措施。我国目前涉案财产的发现措施行政化倾向较重,出于财产权保障之考量,有必要将其诉讼化。在财产信息查询方面,需要做到外部信息查询法治化、内部信息查询规范化。在司法会计技术应用方面,要坚持走诉讼化的道路。同时,金融财产实名制度、大额和可疑资金交易报告制度和财产申报制度等配套措施,也要及时确立与完善。     

老年人犯罪刑事责任探析

《刑法修正案（八）》对老年人犯罪采取了从宽处罚措施,使我国在老年人犯罪刑事责任上得到进一步完善,其修改内容与现代刑法理念相契合,有利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落实。应以此为契机,在今后立法中增加排除老年人累犯、降低死刑适用限制的年龄起点、废除老年人犯罪不适用死刑的例外以及分段设定老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使老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立法更加完善。     

基层民警心理健康状况调查

用动态、非线性的角度来看待民警心理问题的形成和发展,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基层民警生活、工作状况的原始资料,共收回有效问卷1721份,其中男性1436份,女性285份.经过分析、整理,得到了民警的心理初态和价值取向,在工作过程中所受不良因素的影响强度,主要心理压力来源,所向往的工作以及希望解决工作问题采取的措施等关键性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