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共管理与新公共服务理论述评与启示

新公共管理理论主张采用私人企业的管理方法,加强竞争和市场导向来改善行政绩效。新公共服务在理论基础、价值取向、政府角色等方面能很好地纠正新公共管理存在的问题,重新重视公共性、合法性、公民精神、政府责任在公共管理中的作用,强调公民社会与政府资源互融和协调,成为现代公共管理的希望之所在。这些精神理念对我国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实行服务行政的政府改革具有重要启示。     

新时代工人阶级地位和作用现状及发展趋势

本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指导,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重要论述作为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立足新时代中国工人阶级地位和作用的发展变化,对新时代工人阶级地位和作用的特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分析其发展趋势,并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论工会在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中的作用

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愿望更为强烈。然而,受到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与自身文化、技能的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水平较低。工会作为党联系职工群众的纽带和桥梁,作为职工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理应发挥组织优势,加快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     

欧亚经济联盟的多重一体化目标及其法治困境

欧亚经济联盟作为区域一体化组织中的新成员,其政治、经济、社会、法律、文化等多重一体化的目标趋势与愿望在不同领域表现出功能性差异,即经济的先导性、政治的战略性、社会认同性、法律保障性、文化融通性等。在全球治理、互联互通和全球产业链正在生成的背景下,如何立足联盟多重发展目标,更好地发挥出欧亚经济联盟的应有作用,尚存诸多法治困境:从超国家制度与主权国家制度的衔接到成员国间的基础性不平衡对一致性规则形成的制约,再到联盟法律与成员国法律对接的阻却性因素的存在,以及联盟从初级一体化规则向高级一体化规则演进的迫切需求等。面向未来,欧亚经济联盟呈现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阶段过程性发展的趋势,基于历史文化的多重合法性根基将促动多重一体化目标的实现,同时决定在国际法治与国内法治的交错并存中构建联盟法制机制,并促动规则治理的深化均是可期的。     

悖信援引时效抗辩权的法律规制

义务人实施一定言行导致权利人合理信赖诉讼时效不会成为其行使权利的障碍,其后义务人援引时效抗辩权的,构成悖信援引行为。我国现行法框架下对于悖信援引行为的法律规制,难以通过起算、中断等规则予以解决,而应当适用诚实信用原则或禁止权利滥用原则限制此类援引行为。司法实务中适用诚实信用原则或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处理时效援引争议的典型案例包括:义务人恶意躲避权利人、双方存在长期合作关系使权利人产生合理信赖、时效期间届满后双方进行某种形式的磋商等。对于司法实务中某些误用此二原则的裁判意见,应当尽量予以纠正和避免。     

高校青年教师的情绪劳动会导致过劳吗？ ——中介及调节变量的检验

高校青年教师的情绪劳动是否会造成过劳,对个人健康、组织运行和社会发展均具有重要影响。研究探讨情绪劳动对过度劳动的作用机理和影响路径,验证情绪劳动是否通过职业紧张的中介作用对过度劳动产生影响,并检验组织支持感在两者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情绪劳动对职业紧张和过度劳动都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职业紧张在情绪劳动与过度劳动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组织支持感在情绪劳动因素之一的表层扮演与过度劳动之间起负向调节作用。     

理论、历史与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三维考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是人们坚持中国道路的重要前提,是深化中国理论的重要资源,是发展中国文化的重要保障。中国制度优势深刻蕴含着中国共产党对"三大规律"的深刻系统把握,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就是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阐述中国制度与人类社会其他制度相比较所具有的优势。中国制度不是自然形成的,其形成和发展有着自身的历史逻辑。中国制度优势也不是天然存在的,正是在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度形成的历史逻辑中逐步得到体现的。制度设计和制度执行力是制度优势的表现形式,而制度优势的评价标准只能是实践,当代中国的伟大实践一再证实了中国制度优势。     

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问题研究

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检察机关提出的幅度型或精准型量刑建议都是控辩双方合意的产物,也是审判人员最终作出量刑判决的重要依据,审判人员“一般应当采纳”。但对于检察机关提出精准的量刑建议是否存在理论上的正当性以及实务上的可操作性,理论界和实务界仍存在不同意见,实践中也存在部分审判人员“不愿接受”或“勉强接受”精准量刑建议的情况,影响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总体功能的发挥。为解决此问题,有必要从理论上明确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以及法院审判权的性质及关系,使审判人员内心“愿意”采纳精准的量刑建议;在实际操作层面需要加强精准量刑建议本身的合理性和合意性,使审判人员经过审理后,“能够”采纳精准的量刑建议。此外,根据具体情况,还需要明确精准量刑建议的变更和补救问题,促进量刑公正。     

新中国70年国家安全观的演变:认知、内涵与应对

新中国成立以来,面对国内外安全环境的变化,中国实现了由传统安全观向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演变,显著体现在安全环境研判、安全内容认知和安全维护手段三个方面。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安全方面频繁推出新理念、新方案和新举措,中国的安全能力不断增强,国际安全影响日益增加。在安全观方面,中国先后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亚洲新安全观、亚太安全观等理念,实现了安全观的变革与创新。安全环境研判方面,对国内安全的认知更加全面系统、对周边安全的认知更加统筹协调、对国际安全认知更加注重“中国作为”;安全内容认知方面,认知内容日益丰富,兼顾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统筹国家安全与人民安全;安全维护手段方面,不断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和推进国际安全合作。回顾新中国七十年国家安全观的演变,历经安全实践的锤炼,已经形成了一些基本经验,主要体现在安全环境研判需考虑内外因素并注重其联动性、坚持核心安全需求的底线和安全维护手段要以和为贵、文攻武备。展望未来,其重要启示在于中国的国家安全观要注重安全需求与安全能力之间的平衡,将安全能力建设视为至关重要的任务,不断促进安全维护手段的多样性和灵活性。     

论我国职业病防治法律规制的进路及完善

我国已建立多层次保障职业健康和防治职业病的规制体系,其具体进路主要表现为劳动者权益保护日益增强、用人单位责任进一步强化、便捷高效原则更加突出、职业病防治监管主体多次转变。四条进路之间呈现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辩证统一关系,表明我国职业病防治重点解决职业病诊断、鉴定及追责之困境,已将劳动者权益置于首位,摆脱了法律工具禁锢,而转向权益保障的价值目标。展望未来,尚可从匹配职业病诊断和鉴定机构的管辖级别、设立职业病鉴定中的听证程序、持续推行高效便民原则及实现对职业卫生监管直接责任人员的监察整合等方面进一步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