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理论的对立与批判——马克思主义与新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包含有新制度经济学对意识形态及其基本取向的认知,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具有本质不同。基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借由对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之理论预设、方法论、意识形态基本功用、意识形态变迁推动力、理论构建语境、理论旨趣、理论实践目标冲突的解读,可以发现其在如下方面存在问题:理论预设缺乏经验事实支持、方法论个人主义与意识形态的社会性相抵牾、以降低交易成本为意识形态的基本功用、以非阶级因素为意识形态变迁推动力、以西方世界为理论构建的基本语境、以解释西方世界为基本目标、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为永恒存在。对这种对立的批判性比较研究有利于清晰认识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的本质,以更好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中美未决羁押审查程序比较研究

我国未决羁押采取行政化的审查方式加之缺乏其他的配套制度,导致司法实践中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利的现象时有发生。完善我国未决羁押审查程序,应首先将羁押同拘留、逮捕分离,引入羁押听证程序,并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服听证结果的上诉权、申诉权和定期申请审查权。     

新生代农民工对共青团组织的认知状况探讨——基于山西省6座城市的调查

调查表明,从政治态度上看,新生代农民工对团组织的基本认识是令人满意的,但对团组织的认同状况并不乐观。产生这种“认同危机”的基本原因在于利益满足的不充分,其中,“服务”与“需求”的部分错位,不同层级的团组织提供的服务存在较大的同质性,又是导致利益满足不充分的主要原因。因此,在满足主导性需求的基础上提供差异化服务,与党政组织和社会自组织协调行动,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构建多种利益满足的工作机制,是团组织在提高认同度时应着重考虑的问题。     

冷战初期苏联的对外战略评析

从二战结束的1945年到1947年的两年间,由于大国关系、国际政治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苏联的对外战略随之进行调整,即从"积极防御战略"向有限扩张战略转变。这种战略转变加剧了美苏的权力竞争和利益争夺。     

蛋白酶K-Chelex100法提取肋软骨DNA技术的优化

目的优化蛋白酶K的用量和消化时间,用于提取肋软骨DNA。方法 30份肋软骨样本各取大小为0.2cm×0.3cm×0.4cm的软骨块5份,分别编为A～E组。采用不同蛋白酶K用量和消化时间的Chelex100方法,提取5组各30份软骨块DNA,进行DNA定量、采用Sinofiler试剂盒扩增后进行电泳检测,采用非参数检验法比较检验成功率。结果 A～E组样本中采用加入2μL蛋白酶K并消化30min的D组方法成功率最高(96.7%),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采用蛋白酶K-Chelex100方法,选择加入2μL蛋白酶K,消化30min可有效提高肋软骨DNA分型检验成功率。     

反恐刑法的基本理念及立法完善研究

刑法是防控恐怖主义犯罪的最后一道防线.而当下我国无论是对反恐刑法的基本认识,还是刑法的相关规定都存在着许多值得反思和商榷之处.为扭转被动局面,实现对恐怖主义犯罪的有效规制,有必要创新恐怖主义犯罪刑法管控的基本理念,充实、完善其制度内容.唯有如此,才能增进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新型亲油性纳米二氧化硅粉末在手印显现中的应用

目的 比较新型亲油性纳米二氧化硅粉末显现手印的效果.方法 应用亲油性纳米二氧化硅粉末与现场勘查箱内金粉、银粉和黑色磁性粉显现非渗透性客体表面油汗混合手印,并在自然光下观察比较显现效果.结果 亲油性纳米二氧化硅粉末显现出的手印图像纹线清晰连贯,背景反差好.结论 亲油性纳米二氧化硅粉末显现手印具有一定的优势.     

香港特区基本法第23条的法理分析

香港基本法第23条未使用“授权”的语词,但属于授权条款,特别授权香港特区自行制定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香港特区第23条立法属于特别授权立法,中央监督特区立法的过程及其实施,香港特区第23条立法应以维护国家安全为核心原则,明晰特区居民的权利界限,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对第23条立法负责,应主导第23条立法。     

法院在防治家庭暴力中的作用实证研究——以重庆市某区人民法院审理涉及家庭暴力案件情况为对象

通过实证调研,其结果显示家庭暴力的发生率仍然较高,并且当事人呈现出性别、年龄、职业等方面的特点。人民法院在涉家庭暴力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既有家庭暴力认定、举证责任分配、人身安全保护裁定送达、调解方法上的有益经验,也面临着防治家庭暴力立法及反家庭暴力联动机制不完善、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的局限性、取证难等一些困境。建议我国尽快制定一部统一的"家庭暴力防治法",在加强防治家庭暴力宣传的同时,明确规范各相关部门的职责与责任,加强各部门之间的联动协作。     

税收立法高度集权模式的起源

税收立法高度集权的体制在实践中常受争议,与公共财政理论和法治理念也构成某些根本冲突。但一般认为,这是中国当代政治体制一个固有的传统。本文对这种普遍认识提出质疑。首先,税收立法权集中仅开始于1977年,之前该体制并没有形成。其次,该体制在1977年至1993年间逐渐强化,而这恰恰是财政分权的黄金时代,税收立法权的分布和当时流行的财政分权之间形成强烈反差。本文说明,这一反差不能以法律在这一时代缺乏重要性作为解释:为了有协调一致的税收规则供各方遵守、给予这些规则国家强制力作为保障、并确保公众知悉这些规则,"依法治税"必然地成为了税制建设中的一个核心观念。中国税收立法高度集权具有历史偶然性,有必要做出进一步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