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信息技术证据管理指引》述评

在实行诉讼对抗制的国家，人们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法使信息技术证据成为保护企业利益的一种工具：(1)起诉，包括刑事诉讼；(2)法庭辩护；(3)为规则制定者和企业作出重要决策提供依据。然而，对于什么样的信息技术证据具有可采信性，人们仍有质疑。计算机法学正是研究如何确定、保存、分析及如何提交数字证据的一门新兴的学科。尽管传统上计算机法学被认为是一门滞后的学科，但是澳大利亚《信息技术证据管理指引》还是前瞻性地规定了能使电子证据效力最大化的系统生存周期的一些重要原则。     

关于天津市地方禁毒立法的探索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毒品在中国又开始死灰复燃。针对日益严重的毒品违法犯罪,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在禁毒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由于毒品问题的特殊性和我国国情,仅全国统一禁毒立法还不够,尚需地方立法的细化和补充。本文根据对天津毒品问题的分析和对其他省、市、自治区已有地方禁毒立法的研究比较,指出了制定天津地方禁毒立法的必要性,提出了天津禁毒条例的体系设想,力求为天津的禁毒立法提供某些启示和借鉴,推动我市地方禁毒立法进程。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比较研究

本文通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与中国现行《宪法》的比较研究，提出了宪法效力的最高性不能动摇、《公约》的法律效力仅次于宪法、《公约》与《宪法》若干问题的冲突与衡平以及建议在人民法院内增设人权法庭、建立人权保障机制等观点，并对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加入《公约》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陷害教唆与侦查圈套的可罚性探讨

陷害教唆与侦查圈套有着天然的伴生关系,但并非所有的侦查圈套都属于陷害教唆之情形。按我国教唆犯二重性的通说,陷害教唆行为应具有可罚性,但侦查圈套并不都具有可罚性。犯意诱惑型侦查圈套行为虽然有目的的正当性为支撑,但其手段的非正当性亦不能排除其可罚性;纯正的机会提供型侦查圈套因不符合教唆犯本质特征,不应受到刑罚的非难;不纯正的机会提供型侦查圈套应当作为刑法中正当化事由加以规定。     

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法制的影响与我们的对策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WTO的一系列规则将对我国法制产生深远的影响。我国应进一步加快法律的信息化,推动法律的全球化和促进法律的职业化等。协调国内法与WTO法的不一致,应完善立法工作,推进司法改革和加强法学教育。     

《新人口论》：新中国人口经济学的奠基性论著

《新人口论》是新中国人口经济学的奠基性论著,它的思想和主张,或融汇于国家人口经济决策实践,或直接转化为国家的法规和政策,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理论创新的唯物辩证法

理论创新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之上的,理论创新主体、理论创新对象、理论创新环境都充满了唯物辩证法,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也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论农产品比较优势与对外贸易结构整合

本文从比较优势的内涵入手,在对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演绎出比较优势的定义。指出一国的比较优势是国际贸易的基础:一国出口贸易结构和模式应与该国比较优势状况和特点相一致;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农产品比较优势与对外贸易结构整合的构架,对整合的内涵、农产品比较优势与对外贸易整合的内容和特征进行界定;从政策层面提出了整合我国农产品比较优势与对外贸易结构的现实选择。     

中国面临的安全威胁及战略选择新思考

在冷战结束以后,世界上的安全威胁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冲突和战争的类型发生变化,而且其动因也有了变化。中国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已经不再是某一现实或潜在的国家,套用冷战思维就会错判。更重要的是,在看待和应对威胁上应当具有符合新的时代条件的思考。     

我国相对不起诉的性质与适用

相对不起诉是指检察机关对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犯罪嫌疑人,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相对不起诉既是检察机关的权力,也是义务。我国的相对不起诉属于有罪认定,但只是控方为提前终止刑事诉讼的便宜行事,不具有终局裁判性质。相对不起诉在实践中适用比例偏低,是同我国现行司法体制直接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