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中的司法改革与改革中的司法转型

社会的综合转型制约着司法改革的道路选择、进程和成效。我国全方位深层次的改革通过司法改革的途径推动着我国的司法在理念、功能、目标、政策等方面的转型。     

海峡两岸《综合性经济合作协议》的法理思考

《综合性经济合作协议》（Comprehensive Economic Cooperation Agreement,简称CECA）,是海峡两岸正在协商的一项综合性经济合作协议。虽然海峡两岸都希望能尽快签署该协议,但因各方对待该协议的态度和目的不完全相同,使得协议的法律性质、签署方式和内容成为极其敏感的问题。为避免协议被国际化,我国大陆应该坚持“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同时,在协议内容上坚持两岸在经济利益上互利共赢的原则,借鉴中国内地与香港地区在2003年达成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的有关经验,使CECA切实为两岸的融合与经贸繁荣发挥作用。     

改革开放30年我国青年流行文化与价值观的变迁

改革开放30年间中国青年流行文化和价值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青年满怀豪情壮志,期望投身祖国建设、实现社会理想,80年代中后期他们试图对权威进行颠覆和解构、积极寻求个性反叛的路径;90年代初期青年经历了迷惘混乱,怀旧成为他们追溯寄托梦想的手段,90年代中后期开始,消费主义逐渐盛行,青年追求更为个性自由的生活.新世纪以来,青年文化呈现出多元发展的势头,衍生出多层次多领域的亚文化群体.这一个文化群体将成为中国未来发展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     

实行通识教育 培养全人警官——台湾“中央”警察大学通识教育及其启示

台湾“中央”警察大学是实施与警察有关的专业教育的单科性大学,为了避免专业教育所导致学生片面发展的弊端,推行通识教育,不仅能拓宽学生知识视野,培养思维能力,更为重要的是通过通识教育,提升学生人文素养,增进他们对社会的爱心与关怀。使学生在警察专业教育外,还能拥有广博的知识、深切的人文社会关怀和宏观的视野,成为具有健全人格的现代优秀警官。     

有关WTO规则在我国适用的若干法律问题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已有数年。但WTO规则究竟应怎样在我国国内予以适用与实施的问题,至今为止,理论界尚无定谳,立法上更无统一、明确的规定,最近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亦未提及。不过,在这一问题上,该组织其他成员方在立法与实践中的诸多做法,将无疑为我国立法机关和司法部门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借鉴。     

关于完善我国刑事证明标准体系的若干思考

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明标准的规定仍欠完善 ,传统的证明标准理论也存在诸多不足。论文从诉讼规律出发 ,结合各国相关的法律规定 ,探讨了我国刑事证明标准体系的完善问题。作者否定了“客观真实”说 ,对“诉讼真实”、“法律真实”说进行了论证。对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 ,作者提出了两条思路 ,一是沿袭“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既有表述 ,二是改采“排除合理怀疑”的全新表述。论文还对其他刑事证明标准的再造进行了研讨。     

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的规范限缩

持有行为入罪的正当性原理是行为对法益的抽象性危险。《刑法修正案(九)》设立的"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不满足持有型犯罪的基本特征:"持有行为与实害结果的密接性",存在对法益保护原则稀释。究其原因,在于宏大反恐背景下对于安全价值的过度倾斜。罪状中规范性构成要件要素含义不明确以及本罪的"恐怖主义活动"属性,导致了实然上规制范围的非理性扩张和制裁程度的加重。基于法教义学的叙事逻辑,在我国现实的刑事立法下,理应对本罪的处罚边界进行规范性限缩,具体路径包括:构成要件要素的规范解释、"正当目的"的出罪机制以及"最后适用性"的潜在限制。     

培养高素质的驾驶员是驾校的神圣职责

确保道路交通安全是一项系统工程,人、车、路三大要素均对道路交通安全产生重大影响,而驾驶员的因素居于首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文章仅分析驾驶员的因素对道路交通安全的影响,以及从何处人手提高驾驶员的素质,遏制交通事故的发生。     

在新的历史起点谋划和推进法治建设

站在改革开放30年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不仅要认真总结30年来法治建设的重大成就和宝贵经验,更要从新的历史高度出发,更加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旗帜,全面谋划和加快推进今后较长一段时期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中非贸易与投资及法律交流

由于中国和非洲国家在经济上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以及双方政府为推动中非经济合作所做出的巨大努力,中非之间的贸易与投资一直呈现快速增长态势.特别是中非合作论坛的创立为中非之间贸易与投资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机遇和条件.在贸易与投资的发展中,必须重视法律交流的作用.然而,中非之间的法律交流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中国目前对非洲法律特别是非洲商法的研究还非常薄弱,还不能为中非间商事往来的良性发展提供制度上的保障.中国学者和投资者应重视非洲法特别是非洲统一化的商法制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