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驾驶员有效预防汽车火灾

文章针对当前汽车火灾多发的形势,比较系统地分析了造成汽车火灾发生的原因和汽车火灾的特点,有针对性地提出了预防汽车火灾的具体措施、汽车火灾的扑救措施及逃生方法,旨在加强汽车行业的消防安全管理,预防汽车火灾事故的发生,确保行车安全。     

刍论利率市场化在我国的实施速度问题

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要求,保证中央银行倾向政策的有效性,利率市场化将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关键。利率市场化是一把“双刃剑”。我国实行利率市场化必需循序渐进,不能生搬硬套外国的模式,要找到一条适应我国国情的独特的改革道路。     

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政治参与问题的调查与思考

从目前来看,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群体尚未形成统一的、自觉的政治要求。他们中的多数人在政治参与方面仅有一种自我保护意识。调查显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政治参与主要是功利性参与,而不是理念性参与。在这种情况下,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群体,尤其是其社会优势群体政治态度的取向,必然会对整个社会的稳定运行形成潜在的影响。因此,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有序的政治参与,一是建立健全党委领导的统一的组织协调机构;二是拓宽政治参与的渠道;三是建立健全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综合评价体系;四是创新载体和机制,保持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政治参与热情;五是加强引导和管理。     

试论袭警案件及其防范对策

针对我国目前严重的袭警案件情况,文章归纳了袭警案件的种类与特点,进一步分析了袭警案件的成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如何有效防范袭警案件发生的具体对策。     

属人法的新发展——当事人所在地法

国际私法中属人法的最新发展动向表现为国籍将逐步淡出冲突规范的连接因素，住所连接因素的适用范围也在缩小。一个主要强调客观存在地的连接因素——“当事人所在地”开始出现在冲突规范的最新国际立法中，在有关跨国商事法律关系的法律选择适用中呈扩大化趋势。这样，“惯常居所”替代住所成为在有关自然人的身份、能力等普通民事法律关系领域的主要连接点，而“当事人所在地”将替代“注册登记地”、“营业地”以及“管理中心地”等在商事法律关系中发挥主要连接作用。     

线形结构基础上之双三角结构:对我国刑事诉讼结构之再认识

我国当前刑事诉讼结构是以线形结构为基础,并由庭审前阶段以检察裁判权为中心的前三角结构以及庭审阶段以法院审判权为中心的后三角结构所构成,这种结构存在一些弊端。改革的思路应当是,变线形结构为基础为庭审阶段三角结构为基础,确立庭审中心论并继续加强审判职能作用,同时强化检察机关对侦、辩双方诉讼行为的监督。     

建立统一公法学的时代意义——兼答“统一公法学”可能遭遇的质疑

建立统一公法学,既契合了特定的时代背景,更将产生重大的时代意义。建立统一公法学的时代背景:一是权力分立的铁律被突破,权力交叉的趋势在加强;二是国家社会一体化解体,社会公权力快速成长;三是学科的细化在加剧,学科的综合在并进。建立统一公法学的时代意义:一是有利于提炼规范国家公权力的基本规律,完善对公权力的整体调整;二是有利于研究公法面临的新问题,克服传统公法学研究的盲点;三是有利于加强公法基础理论研究,完善公法学科体系。建立统一公法学,并非否定权力分立的宪政原则,并非为了部门公法学的自身利益,并不违背学科发展的基本趋势。     

电子商务侵权法基本问题研究

电子商务侵权行为和电子商务侵权法是我国电子商务立法中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电子商务侵权行为不完全等同于网络侵权,其在侵害主体、侵权行为地、侵害客体等方面都有新的特点,如侵权主体多样化、低龄化,侵权客体多层次,侵权行为地之间空间距离较远等,因此,在侵权法立法上应对电子商务予以充分重视,并与国际接轨。     

公民基本权利野视下国家义务的边界

国家义务直接来源于公民基本权利,是公民基本权利的根本保障。然而国家义务并不是绝对的,国家义务以国家权力为运行动力,过度强调国家义务将导致自由丧失殆尽,强调基本权利研究范式转变的同时必须研究国家义务边界。从国家层面看,国家理性和国家能力决定了国家义务所能达到的最大场域;从基本权利层面看,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和公民基本权利的功能是对国家义务的边界进一步的具体化;从具体法律原则层面看,法律保留原则、比例原则、程序正义原则与公共利益原则决定着国家的实然义务边界。然而,确定国家义务边界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还需注意国家义务边界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确定国家义务边界的各种机制应有共同的目标模式,国家保障基本权利应适时。     

寻求中美亚太良性互动

中国崛起、美国"重返"及区域内其他力量的发展,导致亚太地区格局正在发生近百年来最深刻的变化。这一变化的最突出特点,是中美战略博弈已经成为决定亚太格局走势的最主要矛盾,因为中国崛起势头难以逆转,美国亚太"再平衡"也是一次兼顾历史与现实、涉及内政与外交、得到美国两党共同支持的重大战略性选择,力量之变与战略之变同时发生,两强对立势难避免。但是,由于两国不存在领土主权争端和根深蒂固的历史积怨、在亚太地区各具优势彼此难以替代、在全球其他地域和领域的合作有助抵消亚太对抗,加之双边利益深度捆绑,中美博弈未必会走向战略对抗,而完全具备走向良性互动的条件。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处理一个根本问题(亚太主导权)的破解、两套体系的对接、三大海域的危机管控、四组三边关系的经营和五个多边组织的互动等"一二三四五"问题。这既是中美实现亚太和平共处的前提,也是能否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