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法治思想初探

马克思从来都不是孤立、抽象地论述法律、法治的作用,而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辩证思维方法,将法律、法治与自由、民主、人权及经济发展等结合在一起考察,客观揭示了法律、法治的内在发展规律。在当代中国,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需要我们认真研究掌握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     

日本《部分工时劳动法》的修正——以均等待遇原则为中心

日本部分工时劳动发展当中,差别待遇问题日益突出。在日本社会特殊的雇佣体制下,同工同酬原则一直不被认可,禁止差别待遇缺乏法源依据。2007年《部分工时劳动法》作出重大修正,最大的亮点是有限度的导入了国际劳工组织倡导的均等待遇原则,对满足一定条件的劳工给予同工同酬保护。中国非全日制用工发展中差别待遇问题同样突出,日本修法的经验对于中国具有借鉴意义。     

论发挥知识分子优势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

发展,是一个国家永恒的课题。各国的实践及历史教训早已证明,经济发展乃至国家的命运离不开知识分子的广泛认同与支持。国家要实现科学发展,就必须从思想上重视知识分子,勇于总结过去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历史教训,改变现存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为知识分子提供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及科研舞台。对专业技术人员来说,应该关心自然,关心人类,关心并推动人类基本价值的实现,最终推动国家实现科学发展,使自己成为一名真正的知识分子。     

互联网情境下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

【裁判要旨】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的行为是不正当竞争行为,其前提是竞争行为。随着社会的信息化和全球化发展,互联网经济被称为“眼球经济”,信息网络的开放性决定了竞争的维度从同业竞争转为跨界竞争。互联网情境下解决企业名称权与商标权的冲突、企业名称权之间的冲突,应根据所涉权利的具体使用方式、使用行为来认定。     

论民法基本原则生态化的价值理念与技术路径

民法基本原则的生态化是民法生态化的重要内容。民法基本原则应否生态化涉及民法价值理念问题之认识,而民法基本原则能否生态化涉及民法解释技术探讨问题。民法基本原则的生态化应包括平等原则、自愿原则、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以及权利不得滥用原则的生态化。绿色环保原则的价值理念与基本精神可以分化到民法原有基本原则中,这样既能保持民法基本原则形式方面的稳定性,也能赋予民法基本原则内容上的生态环境保护气质。归纳起来,分散式的、适度性的生态化意义解释性拓展是民法基本原则生态化的价值理念的最佳表达,司法层面的生态化意义解释性拓展则是民法基本原则生态化的技术路径的最佳概括。     

中国国际海底区域开发立法探析

"区域"开发对国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我国缺乏调整"区域"开发的国内立法。法律的缺失于我国"区域"开发的发展不利,也无助于我国在国际海底管理局及有关规章的制定中发挥更大作用,更有可能引发国家责任。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主体的"区域"法律制度,为我国"区域"开发立法提供了法律依据,也为我国"区域"开发立法应遵循的原则提供了指引。采用专门立法来调整"区域"内的活动是国际上通行的模式,也更加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因而应为我国所采纳,以推动我国履行该《公约》赋予的义务,提升我国在"区域"国际法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规范我国在"区域"内的活动,维护与拓展我国在"区域"的利益。     

苏联兴亡通鉴：十条主要历史经验

在20世纪世界历史与版图上有一个地跨欧亚两洲的大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于1917年横空出世，灿然兴起。它在1918—1920年打败了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猖狂进攻后，只用了十几年时间就快速实现了国家工业化，消灭各种私有制，于1936年宣告基本上建成了人类四百多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的社会主义制度。     

腐败概念之纯化——基于刑法视角

作为反腐倡廉理论与实践的专有名词,至今为止,国内外学术界对腐败概念尚未达成统一的共识,不同学科从不同角度对腐败概念加以界定.从当前反腐败的目的和现状着手,从实然角度出发界定法律中的腐败概念应采纳刑法视角.在刑法中,腐败常常被表述为职务犯罪.     

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与内涵

中共中央2006年提出的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借鉴又超越了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基本价值”，既吸收世界文明的成果又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十个要点：劳动创新，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合作竞争，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富强并举，文明昌盛，和谐幸福。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or Neo-Guanxilism? Observations from the county level of government in China

Chines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past three decades has been typically state-led, in which capital and government officials are gradually allied through guanxi—a social psychological network that connects individuals with continued exchanges of favours, emotions and resources. This transforms many tradi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guanxi and encodes it with new features deeply rooted in institutional settings in contemporary China, which we term as neo-guanxilism. Although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has strong explanatory power in analysing the alliance of enterprises and local government, we argue that this type of neo-guanxilism could fill the gap uncovered by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mainly through emphasizing government officials as interdependent actors instead of viewing the local state as a collective, capturing not only the developmental but also the predatory aspects of local govern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