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略高度大力推进新时期公安基层基础建设

越来越信息化、动态化、多元化、市场化、法治化的社会对新时期公安基层基础工作提出了新要求,赋予了新内涵。科学把握新时期公安基层基础工作的新内涵,必须大力实施警务信息化战略,着力推进基层基础工作信息化;大力实施问题导向警务战略,着力推进流动人口治安管理实时化;大力实施动态警务战略,着力推进公安派出所勤务制度实战化;大力实施社区警务战略,着力提升基层基础工作专业化、社会化和市场化水平;大力实施素质强警战略,着力提升基层民警的实际工作能力和水平。确保新时期公安基层基础建设五大战略的顺利实施,关键是要解决思想观念、警力保障、动力机制、执法保障、执行力等五大瓶颈问题。     

论“枫桥经验”与社区警务创新发展

从实践层面看,“枫桥经验”的基本内涵及其具体做法,与英、美等西方国家的社区警务不谋而合、各具特色。“枫桥经验”具有社区警务的典型性、特色性、原创性、先进性,是中国特色社区警务的典型代表。是社区警务的“东方模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农村新一轮改革发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社会治安阶段性特征、警务变革发展趋势等,对社区警务建设提出了新要求。要坚持并发展“枫桥经验”,把群众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以构建和谐警民关系为支撑,以情报信息为引领,以推进城乡警务一体化为重点,以构建和谐社区为目标。以提高社区民警的素质和能力为保障,主动顺应警务变革的新潮流,不断推动社区警务的创新发展。     

想象的数罪还是实质的数罪——论想象竞合犯应当数罪并罚

想象竞合犯具有多个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对其“从一重罪”处断不能实现罪刑公正。当一个自然行为蕴含多个危害行为的意义时,构成多个危害行为的竞合,其实质是危害行为的复数。行为竞合的概念,在理论上不仅可能,而且正当。想象竞合犯实质上是复数危害行为的竞合,该复数危害行为分别符合复数的犯罪构成,属于实质的数罪。应当对想象竞合犯数罪并罚,这不仅是其罪数本质的要求,也是罪刑法定、罪刑公正的要求。     

军队参加抢险救灾行动立法探讨

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是新世纪新阶段党对军队历史使命和军事能力提出的新要求。军队作为一支重要的救援力量,在参加抢险救灾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确保核心军事能力建设的基础上,如何更好地发挥军队在参加抢险救灾中的作用,是军事法制建设面临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课题。借鉴西方国家军队抢险救灾立法的经验,立足国情、走中国特色的法制建设道路,完善现行法律实施过程中行之有效的制度,吸收当前抢险救灾实践中的成功做法,有助于构建规范完善、条理清晰、结构合理的军队参加抢险救灾法律体系。     

兵团上市公司竞争力评价

竞争力是衡量上市公司发展状况的重要因素。本文运用SAS9.1软件,对2008年兵团上市公司若干财务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分别对兵团各个上市公司的竞争力进行了评价。     

论信仰的危机与建设

人生存发展的内在动力、人生意义的终极保证以及社会力量整合和凝聚的精神力量,在于坚定的信仰.一个社会的普遍信仰总是反映出社会的主导性价值观,信仰的危机,是社会核心价值观失落的表现.信仰建设,不能仅局限在思想道德领域;根本持久的措施,是要勇于面对现实,积极应对现实问题.     

应对突发性群体事件的政府治理创新

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突发性群体事件,维护群众利益和社会稳定是社会转型期政府治理的必然要求。各级政府作为治理突发性群体事件的主体,首先必须树立现代治理理念,通过搭建制度沟通平台和建立预警评估体系,防止突发性群体事件的爆发,并以社会自组织为中介尽量减少突发性群体事件,最终建立高效完整的治理模式,提高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     

中共八大与党的第一次工作重心转移

党的工作重心能否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及时、有效地实现转移,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中共八大在明确主要矛盾变化的基础上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过去的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论断,开始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但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打断了这一进程,使党的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经历了长期的曲折,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走了许多弯路。     

论《古兰经》译注的文化意义

<古兰经>树立伊斯兰教与伊斯兰文化之根,塑立教义教法与教理学理之本,确立穆斯林伦理道德与行为纲常之据的文化价值和社会功能,因语言障碍没有得以全方位展现.于是,穆斯林学界基于<古兰经>和圣训的创制原理与基本精神,严格遵循<古兰经>注释学学理原则,展开了译注<古兰经>的长期学术工程.<古兰经>译注解读了伊斯兰教的基本知识,使<古兰经>真正成为人类共享的文化财富;丰富了伊斯兰文化,使之成为世界范围的一大文化系统;加速了伊斯兰教植根于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步伐,使之顺应所在国的国情,并不同程度地实现本土化与学说化;增进了伊斯兰文明同其他文明之间的理解与包容,认同与交流,对于多元文化和谐相处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论互联网时代诽谤罪的公诉范围

我国刑法对诽谤罪采取自诉为主、公诉为补充的双轨制模式。由于刑法但书“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公诉依据具有模糊性,同时司法解释本身缺乏解释力和可操作性,存在同义解释、近义解释等问题,加剧了公诉诽谤罪和其他罪名之间的冲突和竞合,特别是当被害人为地方领导干部时,诽谤罪的公诉权在实务中存在被滥用风险,部分限制公诉权的要件在实务中被淡化甚至忽略。从相对狭义的角度看,“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只有在行为人对侵犯个体法益具备主观故意,但对侵犯社会法益或国家法益不具备主观故意(或无法证明其具备故意)的情形下,才有其独特的法律适用价值并不与刑法其他罪名相冲突。为妥善处理和平衡诽谤犯罪中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关系,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内外部变化,建议通过修改我国刑法,将诽谤罪区分为情节不严重、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三种形态,为充分保障宪法权利,情节不严重的不作为犯罪处罚;为充分保障自诉权,情节严重的为绝对告诉乃论;为依法惩治犯罪,对符合特定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情节特别严重的诽谤犯罪可以依法公诉,以维护网络信息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