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内地与港台地区检察官客观义务之比较

我国内地虽然在立法上对检察官负有客观义务有一定的体现,但在实践中落实得很不理想。通过对内地和港台地区的检察官客观义务进行比较,可以找出内地在此方面存在的立法和司法上的问题,进而有针对性地进行完善。     

城中村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模式比较研究——基于CTPLCSI框架的分析

城中村失地农民作为一种特殊群体,对土地保障的替代机制具有更加强烈的需求,在替代保障机制的选择或构建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文章在CTPLCSI框架的基础上对我国当前17个省市的城中村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模式的政策和实践类型进行了梳理、归纳、比较和分析,认为,构建城中村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模式,应树立“公平正义、兼顾效率”的保障理念,坚持“因地制宜、分类保障、立法护航、稳步推进”的指导原则,实现“福利改进、城乡统筹”的模式目标。     

移动学习的M—Test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近几年来,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的蓬勃发展和移动通信设备的普及,移动学习应运而生。移动学习系统的研究与应用带给人们更加便利、更加积极、更加自主的学习环境。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了一种移动学习的做题测试系统（M-Test）及其设计与实现。在设计上,阐述了系统模型结构和数据设计,概述了系统的特点。在实现方面,介绍了移动测试流程和移动测试模块的开发与实现,包括开发的软件环境,界面设计以及开发中的主要技术实现。最后,说明了系统当前研究的价值和存在的不足。     

南非关联船认定及其应对措施

关联船的认定方式有两种:直接证明式和间接证明式.对于直接证明式的举证,我们要向法院说明我国国有企业的独立法人地位,中国政府对国有企业只有行政管理,不存在商业意义上的控制.对于间接证明式的举证,要淡化索赔人所列举的确实存在的关联因素,驳斥其列举的不存在的关联因素.     

论商法中的经理权

商法中的经理权主要存在两方面的功能,一是明确了经理人对企业的管理权,强化了企业的管理能力和竞争能力的功能,二是安全功能.我国<公司法>中规定的经理职权并不是商法意义上的经理权,在我国公司法中真正与经理权制度相似的制度,是法定代表人制度,但它不是一种典型的商事法律制度.与商法中的经理人(强调其对内的管理权和对外的缔约权,其追求的目标是满足商事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的效率与安全)也不相适应.因此,设计一个全面清晰的商事经理权制度对于解决我国当前面临的企业改制的难题以及对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完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民初律师惩戒制度论析——以惩戒案例为中心

律师惩戒制度对维持律师队伍的道德水准和专业素质起着规范和监督作用.在本质上这一制度反映出律师行业的自治性和国家对这一行业监督、管理和控制的互动关系.民初北洋政府时期在律师惩戒领域实行的是两级两审制:由高等审判厅推事组成的律师惩戒会是初审机构,由大理院推事组成的复审查律师惩戒会是复审机构.这一时期的律师惩戒事宜几乎完全被司法机构所垄断,律师公会被排除在外.就制度渊源而论,北洋时期的律师惩戒制度是对大陆法系中日本制度的借鉴,而有别于德国的相关制度.     

法律如何在"社会情境"下存在——读昂格尔的《批判法学运动》

在对自由主义法学传统中的形式主义和客观主义批判的基础上,昂格尔提出"偏差原则"与重塑民主和市场制度形式的主张.这其中,以对法律与社会的适当关系的认知为理论支撑点,以权利体系的重新规定为主要内容之一.认为制度设计和"社会情境"的相互彰显是昂格尔思想中的核心之一,故以其为切入点,围绕法律如何在"社会情境"下存在这一问题,分析昂格尔意义下的"社会情境"的理论内涵和这一场景下昂格尔对法律中权利体系的方案设计,并对其理论构想的成立与否做出评价.     

刑法第306条的理性解读

刑法第306条是对刑事辩护权的限制和对律师职业的歧视,它被形象地称为悬在辩护律师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对比刑法其他相关条文,不难发现刑事辩护在我国遭受立法歧视的现实.刑事辩护没有空间,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在中国立法活动被异化为纯粹的权力、利益的较量.二是中国缺乏公正对待刑事辩护的土壤:制度上中国不具备弹劾式诉讼构造和正当程序模式;理念上中国没有真正贯彻无罪推定的原则和人权保障的价值观念;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国缺乏法治文化.     

公安行政执法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探析

严格公正执法是公安工作的灵魂、是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当前公安行政执法存在部分执法人员综合素质偏低、法治意识淡薄,滥用职权、行政执法利益化倾向依然存在,行政执法程序不规范,公安执法监督机制弱化、执法监督力度不大等问题。对此,文章分析、探讨了进一步强化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不断强化依法行政观念,深化执法责任制、强化执法过程监督,重视公安行政执法的基层基础工作建设等解决问题的途径。     

传承与发展：关于我国经侦运行机制的思考

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犯罪形势发生剧变的同时,我国经侦运行机制也随之不断完善。进入21世纪,现行经侦运行机制的不足之处日益显现,主要表现为警令不畅致使国家打击经济犯罪的决策难以彻底落实、执法活动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异常严重、对经济犯罪的打防难以形成常态化的高压态势。为此,必须通过规范地方各级经侦机构建设、在全国范围内设置垂直领导的中央经侦机构等创新性举措完善现有经侦运行机制,从而以制度创新化解当前经侦部门面对的空前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