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中俄经贸关系需要媒体助阵

从新闻传播的真实性与公正性原则出发,探讨媒体在中俄战略伙伴关系中发挥的三种作用:“尊重事实避免虚假新闻”、“摒弃炒作负面新闻”和“引导沟通充当经贸桥梁”。目的在于从大众传媒领域找到推进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新动力。     

与中国有关的专属经济区渔业争端及其解决途径之思考

近年来,与中国有关的渔业争端有增多的趋势。对于因沿海国在其专属经济区扣押中国渔船引起的渔业争端,可以借助《海洋法公约》的有关规定,充分运用协商谈判、调解之解决程序,并考虑利用海洋法法庭在解决“迅速释放”问题方面具有强制管辖权的优势,就这方面的渔业争端接受海洋法法庭的管辖。而中国与周边国家存在的涉及领土主权事项和划界争议所引起的渔业争端,其治本之策在于解决划界问题,对此,可以声明不予适用强制程序,而是通过谈判,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基础上渐进地予以解决。     

民事间接强制执行的实践困局及破解

为解决纷繁复杂的执行问题,我国间接强制执行措施经历了由少到多、由简到繁的发展趋势,但间接强制执行在实践中依然存在适用混乱以及功能异化的问题.解决当前问题的关键在于厘清执行程序中各项措施的内在逻辑关联.对妨害执行的强制措施、执行保障措施与间接强制执行措施三者的功能、定位进行比较分析,区分各项措施之间的适用条件,明确我国间...     

论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性质

以出让方式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制度是我国重要的土地使用制度,国有土地使用权也是物权法要规定的重要内容之一.正确地认识并确定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性质是必要的,应该充分地认识到:在我国现行的土地制度中,以出让方式获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是惟一可自由交易的土地使用权,在我国土地公有制的条件下, 一般公民与法人享有的是近似于所有权的土地使用权,在民法上土地使用权起着所有权的功能,土地使用权才是我国不动产的"自物权",土地使用权是不动产市场的基础.     

从现代公司治理理念看新公司法的修改

公司治理是企业公司化进程中由于资本所有人的财产权与企业经营管理权的分离而产生的权力分配与制衡问题.改革开放后,我国致力于企业公司化改革,相关立法也确立了公司治理模式.但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原有公司法仅规定了公司的治理结构和简单规则,却未能确立一套完整和科学的公司治理机制.新公司法针对我国公司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吸纳了国内理论研究新成果和国外成功的立法经验,在很多方面体现了现代公司治理理念.但从建立一套完整和科学的公司治理机制的角度上看,仍有待进一步完善.     

家事事件程序的法理分析

台湾学者邱联恭教授提出了诉讼法理与非讼法理交错适用理论,家事事件程序交错适用诉讼法理和非讼法理是必要的和可能的,通常有三种情形.家事诉讼与非讼的集中交错以裁量权和对审权为中心.家事审判职权主义的特征使它与非讼程序有着某些相统点,因此家事诉讼事件可以一定程度的非讼化.     

我国证人保护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证人保护制度是保障证人出庭作证的关键性措施之一.现行立法确立的证人保护制度过于简略,缺乏可操作性,且侧重于对证人的事后保护.这种立法上的不尽如人意使证人不敢出庭作证,导致证人作证制度虚无化,因此亟待重构我国的证人保护制度.     

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运行效果的考察 ——基于383份判决的分析

庭审实质化改革下,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重要性日益彰显。考察2012年1月至2019年11月中国裁判文书网收录的383份裁判文书,发现侦查人员出庭率低、出庭作证效果不明显。侦查人员出庭作证运行效果不佳的原因主要有:立法规范的模糊性、检察机关的消极态度、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意愿低。应采取以下措施完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界定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范围、明确侦查人员拒绝出庭作证的诉讼法后果、强化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保障等。     

国家现代治理从制度建设到体系建构的发展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体系建构的发展阶段。党领导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体现着从制度建设到体系建构的发展,制度一项项建立起来是体系建构的先决条件,体系建构着眼于制度间的衔接和整合,是制度的整体效能得以彰显的必然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伴随新中国的成立而开启,伴随改革开放创新实践而开展,伴随进入新时代而完善。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时代实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出了体系建构的新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认识制度体系建构的极端重要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形成新的思想认识,作出了新的战略部署。全会通过的《决定》从多个方面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建构的重大战略思想。     

社区治理视域下的社区健康文化建设

解决健康文化发展供需不均衡的矛盾,将“发展健康文化”融入社区治理体系,是构建全社会健康文化的微中观基础、形成多元参与的发展格局、促进社区资源整合、提升建设灵活性与创新性的重要举措。据此,面对现阶段我国社区健康文化建设中存在的各类梗阻,应通过构筑社区健康文化协同治理体系、培育健康类和文化类社会组织、创新社区健康文化发展模式、加强监督与评估等路径,充分发挥社区治理的体系优势,助推健康文化振兴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