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可诉规则：进退之际

双重可诉规则的演变是侵权冲突法理论发展的枢纽所在。双重可诉规则试图融合侵权行为地法和法院地法这两个系属公式的优点,但不利于平等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利益,而且有悖于现代侵权法的基本职能。放弃双重可诉规则,强化侵权行为地法的作用,是侵权冲突法发展和我国法律改革的方向,但对于涉外诽谤侵权和损害赔偿限额等问题,双重可诉规则仍有局部保留的价值。     

改革开放30年我国青年流行文化与价值观的变迁

改革开放30年间中国青年流行文化和价值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青年满怀豪情壮志,期望投身祖国建设、实现社会理想,80年代中后期他们试图对权威进行颠覆和解构、积极寻求个性反叛的路径;90年代初期青年经历了迷惘混乱,怀旧成为他们追溯寄托梦想的手段,90年代中后期开始,消费主义逐渐盛行,青年追求更为个性自由的生活.新世纪以来,青年文化呈现出多元发展的势头,衍生出多层次多领域的亚文化群体.这一个文化群体将成为中国未来发展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     

民俗习惯在司法应用中的障碍及对策研究

在当代中国法治话语中,民俗习惯的地位非常尴尬。尽管理论上,它往往受到轻视,但在实际司法运作中,民俗习惯的作用却真实的存在着。如果不能解决好民俗习惯与法律之间的关系,不仅法律确定性、权威性将受到质疑,还可能会让民众感到法律是如此陌生,并从内部开始抵制法律。文章主要分析了民俗习惯在司法应用中的现状及其障碍,并建议将积极性民俗习惯与消极性民俗习惯区别对待、建立健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及案例指导制度。     

论公共危机中的信息管理

信息管理是处置公共危机的关键环节。经过近年的发展,我国危机信息管理体制初步确立,传媒在危机信息传播中的作用得以优化,公共危机信息管理制度化水平逐步提高,公众公共危机意识在危机频仍中得到加强。但公共危机信息管理传播体制仍未尽合理。信息共享问题仍未解决,信息系统建设滞后于政府危机管理的需要。因此需进一步完善信息管理制度,健全危机信息保障资源配置系统,从组织制度和技术上提高公共危机信息系统整体应急反应能力．发挥专业人才和技术的作用。     

略论国际公共政策的概念与特点

国际公共政策是国际社会行为主体为解决国际公共问题、实现国际共同利益在一定时期共同制定和采取的行动方案和行为依据。国际公共政策大多是一种"软政策",它不具有阶级性。从本质上说,国际公共政策是一种国际合作。     

“先强奸后自愿发生性行为”除罪化的困境及其出路

将“先强奸后自愿发生性行为”直接除罪化,不仅缺乏理论依据,也违反了我国《刑法》明文规定,同时还导致了法规范的不协调。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应将具有这一特殊情形的强奸罪规定为亲告罪,即《刑法》应明确规定：“第一次性行为违背妇女的意志,但后来女方又多次自愿与该男子发生性行为的,对于先前的强奸行为,告诉的才处理。”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军马克思主义信仰培育的主要历史经验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军马克思主义信仰培育的主要历史经验有：始终坚持和完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军人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培育提供组织保证;坚持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坚持正确的义利导向;重视军营文化建设,为军人马克思主义信仰培育营造良好环境;积极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为培育马克思主义信仰提供物质基础与现实动力;坚实推进马克思主义教育,培育官兵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自觉;坚定开展反腐倡廉建设;坚持以德治军与依法治军相结合,为马克思主义信仰培育提供世俗规范和依托。     

马克思的分配正义思想研究——兼论与罗尔斯分配正义论的比较

如何使财富在全社会实现正义的分配,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回答的重大问题,研究马克思的分配正义思想对当前我国的分配制度改革有一定的启示。马克思从经济和伦理的范畴探讨了分配和正义的内涵,并且指出实现分配正义的途径。比较马克思这一思想与罗尔斯的分配正义论在前提条件、对象和最终目的上的不同,有助于理解马克思分配正义的最终归宿,以及预测“自由人联合体”分配正义的趋势和走向,有助于寻求马克思分配正义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社会主义面对历史的卓越回应——简论新中国60年是社会主义强大生命力的历史见证

新中国成立及其后60年的发展进步,是社会主义强大生命力的历史见证.在这一光辉的历史进程中,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运动,在新中国诞生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中展示出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革命力量;作为一种思想理论,在新中国实现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伟大历史转折中展示出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创新活力;作为一种基本制度,在新中国60年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中展示出实现文明进步的无比优越性.     

构建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多元化行政纠纷解决机制

我国现有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在实践中存在着路径缺失、体系失调和机制分裂等缺陷,学界对引入"合意型"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也有着各种质疑.然而,现代行政纠纷的多样化,决定了只有多元化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才能满足社会主体对行政纠纷解决方式的多样性需求.为此,应当在完善现有行政纠纷解决途径的基础上,引入和解与调解等合意型纠纷解决方式,并充分重视行政纠纷在行政程序阶段中的预防和解决,由此构建一个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多元化行政纠纷解决机制.同时应该从微观上完善各个具体的制度设计,尤其是对行政诉讼和解与调解制度的立法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