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来贵州少数民族村寨聚落研究综述

从贵州少数民族村寨聚落的建筑结构与空间布局、装饰、美学价值、地域特征、文化内涵和开发保护研究等诸多方面综述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贵州少数民族村寨聚落的研究成果,同时对今后的研究方向进行了探讨。     

云南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英语学习困难因素探析

针对少数民族大学生英语学习困难这一课题,采用访谈、问卷调查、数理统计等方法,对云南省4所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英语学习情况进行调查,分析了少数民族大学生英语学习的困难因素,并根据这些因素以及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给出建议和对策。     

我对科技进步和发展高科技产业的研究

上世纪70年代后期笔者由研究工业化而开始学习和研究科学技术问题,此后坚持长期跟踪研究。这些研究包括：从研究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到研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证引进先进技术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研究现有企业技术改造;研究新技术革命的社会经济影响;研究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战略问题;等等。对研究工作的这种总结梳理,虽然展示的是一个长期致力于我国科技进步和发展高科技产业研究学者的理论成果和探索历程,但也间接反映出我国科技进步和发展高科技产业的理论和实践发展进程。     

论知识产权与人权的冲突及协调——以植物新品种权与农民权关系为视角

随着知识产权与人权的发展,二者之间的冲突出现了新的表现形式,其中当属植物新品种权与农民权之间的冲突。对植物新品种授予植物新品种权,可以激励育种者的育种热情,有利于推动我国农业的发展,但我国农村的社会保障体制不够完善,大多数农民还是依靠土地为生,农业是农民的生存之基,植物新品种又是农业的核心。因此,在保护植物新品种权的同时,必须注重保护农民权,实现两者的平衡协调发展。     

行政裁量基准的性质及其效力研究——内部行政规则视角的分析

裁量基准作为行政机关限制裁量权滥用而制定的内部行政规则,并没有创设新的权利义务,而是对行政法规范进行解释,使其更具操作性.该解释性规则,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具有约束力,并通过“外化”,对行政相对人产生影响.针对裁量基准在实践中出现的僵化、个案正义等问题,对其进行规制和完善是一种理性选择.     

印度法律教育评析

在1961年《律师法》和1967年正式实施3年制后本科法律教育之前,从1855年到1967年印度基本上实行2年制的法律教育模式.1967年至1987年的后本科3年制精英化职业法律教育模式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1987年开启的5年制后高中“国家法学院大学”教育模式适应了印度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的需要.法律行业不能吸收高素质人才进入该行业以及教育目标与教学方法改革等都是印度法律教育面临的挑战.控制法律教育规模和由专业行业机构监管法律教育等方面是我国法律教育应向印度学习的地方.     

党员干部联系服务群众机制建设研究综述

党员干部如何把联系服务群众、做好群众工作作为核心任务和基本职责,建立健全党员干部联系服务群众的机制,成为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近五年学术界从多个角度、不同方面对此展开了一定的研究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包括三个方面:党员干部联系服务群众机制建设的必要性、存在问题和原因以及采取的措施。采取的措施是党员干部联系服务群众机制建设的重点问题,通过建立健全教育培训机制、民意畅通机制、监督约束机制及激励评价机制,实现党员干部联系群众的主动性、针对性、实效性及规范化,这是新时期提升党建科学化水平的根本要求。     

党的现代化建设思想与江苏现代化的创造性实践

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建设思想包含着实事求是、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善人民群众生活为目的等多方面的丰富内容。长期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现代化建设思想引领江苏人民以其创造性实践,不断推进江苏的小康和现代化建设进程,并在全国发挥着两个率先的作用。江苏的创造性实践,为丰富党的现代化建设思想作出了贡献,说明一国现代化有可能在某些地区率先实现;不同地区的现代化建设应选择不同的路径;必须统筹协调城乡、区域、群体之间利益的一体化发展道路;必须弘扬创业创新创优精神,为现代化建设输入源源不断的强大动力。     

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力的提升——基于多中心治理视角的思考

随着我国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格局的形成,公共行政实践中出现了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力不足引发的政策执行规划力畸变、服从力缺失、公信力低下、监控力纰漏等问题.而多中心治理理论对政策执行的规划力、监控力和问责力、调整力的提升均有参照价值.故而可以该理论为分析视角,通过培育多元政策执行主体、创新政策执行技术和手段、鼓励公众参与和沟通、建立政策执行监督机制以及构建政策执行的利益博弈模型等途径来提升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力.     

增强经济运行内生动力亟须改革提速

近年来我国宏观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增加,这既是全球经济复苏进程缓慢、我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和经济运行内在矛盾与风险逐步释放的结果,也有国家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压缩过剩产能等积极主动调整因素的作用,但经济运行的内生动力不足是导致经济下行的根本原因。因此,必须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更多依靠内生动力的增强促进经济发展,这有赖于改革的深化和提速。只有凝聚社会共识继续深化改革,加速改革,才能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模式,把千千万万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调动起来,使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内生动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