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法私人执行的优越性及其实现——兼论中国反垄断法引入私人执行制度的必要性和立法建议

反垄断法私人执行的立法和实践始于美国,现在已经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必然选择.反垄断法的私人执行具有自发性优势和比较优势两大优势,"赔偿功能"和"威慑功能"是私人执行"自发性优势"的主要体现,而"救济功能"和"指示功能"则是私人执行"比较优势"的主要表现.为了充分实现反垄断法私人执行的优越性,在制度设计上应遵循"法律上可能,经济上有利"的原则.为了促进我国反垄断法的有效实施,应引入私人执行制度,并在反垄断立法中对私人执行制度作出详细的规定.     

依据Marshall和Hoare的数学模型推断死亡时间的新方法

在对Marshall和Hoare的尸体直肠冷却数学模型做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种适于在环境温度为3°～24℃时推定死亡时间的新方法。用本法检测34具机械性损伤尸体与国内的两种计算方法比较,效果较优,于死后15小时内进行168次计算,误差在±1小时内的为57.1％～77.7％,它能较好地反映个体差异,因而比Marshall等的原方法更能客观地反映直肠冷却规律。     

公司合并与职工权益保护

公司合并时应注意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被合并公司职工的原劳动合同应由合并后的公司承继 ,合并公司在合并完成后不能随意解雇被合并公司的职工 ,应遵守拟制解雇和整理解雇法理。我国现行立法在保护合并时的职工权益方面尚有许多缺陷 ,亟须在今后的立法和实践中加以修正。     

热话题与冷思考(三十六)--关于新保守主义与美国政治的对话

[编者按]自乔治·W.布什当选美国总统以来,新保守主义日益成为美国政治思潮的主流,对美国的内政外交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第二届布什政府的成立,更进一步说明了新保守主义已成为美国的主流政治文化.那么,何谓新保守主义?它承袭了保守主义的哪些东西?列奥·施特劳斯对新保守主义这一理论体系的形成起了何种作用?新保守主义的发展前景如何?为此,本刊记者专访了英国伦敦大学政治学博士、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李强教授.     

胚兔牙囊发育生物行为的组织形态学观察

研究胚兔的牙囊发育生物行为与人的牙囊发育是否相似 ,为人口腔疾病的研究提供模拟实验动物模型 ,采用光镜、电镜及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对 4 3只胚兔的牙囊发育过程进行形态学观察。结果显示 ,牙囊来源于外胚间质 ,通过胚胎诱导形成牙支持组织 ,分化产生成牙骨质细胞、成骨细胞、成纤维细胞 ,形成牙骨质、固有牙槽骨、牙周韧带及其基质 ,对牙齿发育阶段具有保护和稳定作用 ,调控未来形成的牙周结构 ,在早期发育阶段首先出现 ,与人牙囊发育基本相似 ;最终牙囊在牙冠的顶部形成索引带 ,诱导继承牙萌出 ,在牙冠的根部形成牙支持组织 ,一部分牙囊细胞有程序性细胞死亡 ,以维持牙囊发育期内环境的生理平衡     

知人善任 用其所长——毛泽东用人之道

毛泽东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以一名指挥者的身份出现在中国舞台上的.无论是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紧张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的麾下都聚集了一大批足智多谋的人才,他们在毛泽东指挥下南征北战,出生人死,立下赫赫战功;其后又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出谋划策,创造了众多令世人瞩目的奇迹.这无不源于毛泽东对他们的敢用、善用.毛泽东对他们的特长、性格等了如指掌,知之甚深,故而能因其优点委以重任,又能因其弱点予以弥补,从而形成一种指臂相连、珠联璧合的完美结合.     

峨眉山新景点“儒释道文化长廊”向游人开放

四川峨眉山风景区倾力打造“中国第一山”，景区规划将整个峨眉山分为上、中、下三段着力打造．在下段山的建设中，相继推出“名山起点”、“秀甲瀑布”、“迎宾滩”、“摩崖石刻”、“第一山亭”等新景点后，在春节期间又向游人开放了另一新景点——“儒释道文化长廊”。长廊主要从宗教的角度向人们展示了“中国第一山”的丰富历史文化内涵。     

加强公安信息建设发挥科技强警作用

公安工作的现代化，必须走科技强警之路。建立信息中心要以公安信息网建设为基础，以公安业务信息共享为目标，向科技要警力。加强信息中心建设，发挥科技强警作用。     

发展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战略视野

中国文化产业要确立“走出去”的方针,在直接参与全球化竞争、扩大国际文化市场占有率的过程中,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其关键是:1、创作和研发出大批既代表中国民族文化、又为国际文化市场所欢迎、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秀产品;2、促进现代科技与文化创意的结合,以科技含量高、文化含量高、服务质量高的“三高”产品,在国际文化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3、建立一套经常调整的、重在促进对外文化贸易的法律和政策,以体制创新来积累竞争优势。此外,中国文化产业还要大力拓展对外贸易渠道,利用文化商品出口,扩大服务贸易。     

新中国成立以来基层社会犯罪治理的历史图景与法理——以浙江龙泉为例

县域治理在国家治理中居于基础地位,而基层社会的犯罪治理直接关系着国家的长久治安。以浙江龙泉为例,纵观新中国成立后基层社会犯罪治理的发展历程,其治理模式大致经历了"全能主义治理""综合治理""合作式治理模式转型"等三种类型的更替。犯罪治理的变革主要表现为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内容与治理模式的变化。70余年来,基层社会犯罪治理一些特有的机制得以延续,成为了当前犯罪治理的基本特征与经验,主要包括国家主导与地方探索、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综合运用、常规治理与运动式治理并存三个方面。未来,应当创新社会治理,推动犯罪治理的良性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