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婚姻历程看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庭男权的复杂性

本文考察了1949年建国前中国男权家庭中,父权与夫权的交织作用对夫妇权力关系的影响。其基本方法是跳出性别分析方法的局限,将家庭男权制度置于父系继嗣的体系中去研究,从而揭示已婚妇女在代际和夫妻权力关系方面错综复杂、起伏跌宕的婚姻历程。研究发现,在大家庭里,当父权起主导作用时,年轻夫妻均无权力,婆婆受父权的保护,受父权压迫最大的是家中儿媳。在"反哺"阶段,夫权往往用来保证男方的父母老有所养,而非完全满足男方的私利。夫妻之间,妻子通过生育子嗣和参与家庭事务逐步纳入父系体系,增强了丈夫对她们维系父系家庭的依赖性,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夫权对她们的约束。本文展示了至少在中国部分的父系继嗣家庭中,当夫权遇到父权时,性别与代际权力出现多重性,易变性和内争性,从而造成夫权时强时弱,时有时无,既同父权遥相呼应,又与其发生冲突。因此,中国传统男权家庭中妇女的地位在一生中是变动不定的。中国妇女在父系家庭中的地位也只有放置于纵(父权)横(夫权)两个轴心当中,通观她们的全部生活历史才能完全展示出来。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工作主线的历史维度探察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背景下,这一主线的提出具有明晰的历史逻辑,即是由中华民族作为历史主体的客观必然性决定的,相对于历史方位的极端重要性决定的,同时也是中华民族面临的历史环境的极为迫切性决定的.     

公安行政问责制的完善

随着我国"问责风暴"向"制度问责"的转变,如何更好地完善公安行政问责制就成为一个紧迫而现实的课题。目前制约公安行政问责制功能发挥的因素主要包括:公安行政文化滞后、职权划分模糊、问责主体角色缺位、警务公开度有限和警察绩效评估机制不完善等。针对上述制约因素,营造公安行政问责文化、严格划分权责界限、强调异体问责、加强警务公开以及完善绩效评估机制就构成了完善公安行政问责制的基本思路。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SWOT分析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的突破口和抓手,对社会、经济长期持续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改革自2001年全面启动以来,从内在方面看,行政审批制度不断完善,改革取得显著成效,积累了丰富经验,但也同时存在自身的劣势。从外在方面看,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改革道路充满机会,也面临威胁与挑战。本文结合SWOT分析方法,讨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优势、劣势、机遇与威胁以及不同因素组合情形下对应的改革方向,本着发扬优势、改进劣势、抓住机遇、应对挑战的态度对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提供新的解决思路。     

胸膜肺炎放线杆菌感染对猪血液生化指标的影响

将24头健康DLY仔猪按性别、体重随机分为2组,采用鼻腔喷雾法分别接种生理盐水(对照组)和含3.8×107 CFU/mL胸膜肺炎放线杆菌(APP)的稀释液(试验组),研究了APP感染对猪血液生化指标的影响。血液生化指标由Airone-200RA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猪相比,试验组猪血清中TP含量略有升高(P>0.05),GLB含量极显著升高(P<0.01),ALB含量、A/G值极显著下降(P<0.01);ALT、AST活性升高,其中AST活性升高极显著(P<0.01),而LT/ST值下降显著(P<0.05);IBIL、TBIL浓度及IB/DB值极显著升高(P<0.01),DBIL浓度略有下降(P>0.05);BUN、CRE浓度均略有升高(P>0.05);GLU浓度、AKP活性极显著下降(P<0.01),Ca浓度及Ca/P值极显著下降(P<0.01),P浓度显著升高(P<0.05)。结果表明,胸膜肺炎放线杆菌感染引起了猪严重的肝功能代谢障碍,血糖和血钙显著下降,肾排泄负荷增加。     

苏联剧变是信仰危机还是体制危机——兼与杨金华商榷

苏联剧变是20世纪影响世界的大事,其根本原因在于苏共的社会主义实践出了问题。经过70多年的探索,苏共并没有找到适合苏联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因此,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发展成改向,在抛弃斯大林模式的同时,也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教训值得共产党人深刻总结,但把苏联剧变的主要原因归为信仰虚无主义危机,是本末倒置。苏联剧变不是信仰虚无主义的问题,是放弃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信仰,转而信仰其他选择的问题。发生这一切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公开性、民主化,而在于原有的信仰空洞无物,未给民众带来实惠。     

现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国与世界——第二届全国社会主义论坛研讨会综述

第二届全国社会主义论坛暨"现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国与世界"研讨会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召开。与会学者以"现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国与世界"为主题,深入探讨了社会主义的概念与本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世界社会主义思潮等议题,既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也在重大问题上形成了基本共识。     

正当防卫新型疑难问题探讨

本文针对新刑法典关于正当防卫的新规定,对正当防卫认定中的两个新问题,即一般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和特殊防卫问题进行了研讨.作者认为,在新刑法典规定下,传统的判断正当防卫之限度条件的通说--"相当说"仍应当得到坚持,"必需说"仍不足取;"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和"造成重大损害",实质是正当防卫限度条件的一体两面;对刑法典第20条第3款所规定的内容,更为妥切的概括应是特殊防卫,谓之为"无限防卫权"或者"特殊防卫权"则均有失确当.文章还对特殊防卫起因条件中的"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等认识分歧较大、较难把握的词句的内涵作了深入阐释.     

高等教育责任实现视域下的高校德育探讨

我国高等教育承担着对国家与个人的责任，责任之间及其内部存在一定冲突，并给高校德育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影响。高校德育工作必须坚持将“培养什么人”放在首位，注意平衡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改进德育方法，着力引导学生认识伦理道德素养对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价值，从而有效解决冲突，更好地实现自身对国家与个人的责任。     

试论对业务过失犯罪的处罚

本文对目前理论上和立法中关于业务过失犯罪处罚的三种观点进行了评析,并提出了处罚业务过失犯罪的新标准.作者认为,主张对业务过失犯罪的处罚应当轻于普通过失犯罪的观点,以及主张取消业务过失犯罪处罚,代之以重大过失犯罪和普通过失犯罪并设置相应法定刑的观点,都是不合适的.主张对业务过失犯罪加重处罚的观点,从结论上看是基本正确的,但过于绝对化.关于业务过失犯罪处罚的正确观点应当是第一,在通常情况下,对业务过失犯罪的处罚应当重于普通过失犯罪;第二,当某些普通过失犯罪表现为行为人公然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而行为的客观危害性并不小于业务过失犯罪时,对业务过失犯罪的处罚应当等于或者轻于普通过失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