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议制与公共财政——近代西方代议制宪政模式的形成及其作用机理分析

宪政包含着责任政府原则,其核心价值之一,就在于确保国家权力的公共性,以便保证国家权力用于公共服务。透视近代西方国家宪政的发展历程,就会注意到近代西方国家的宪政模式是代议制,而代议制宪政模式的作用机理又是与国家财政的公共化建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代议制既是近代西方国家的宪政模式,又是近代西方国家财政公共化建构的制度之基。因为,只有确保国家财政的公共化才能确保国家权力的公共性。这也正是近代西方宪政模式与其古典和中世纪时期宪政模式的不同之处:后者主要是通过司法来规制国王所代表的行政权力,表现为司法型宪政模式;而前者主要是通过议会对国家财政的公共化组建和监管,来实施对行政权力的政治规范和约束,表现为代议制型宪政模式。     

与时俱进 破解难题 探索发展规律

2002年11月8日,金秋的阳光撒向北京,度过81岁生日的中国共产党又迎来了收获的季节,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收获的季节里胜利召开了.这是在新的世纪,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第一次盛会.     

活到老学到老——主席身边的人回忆毛泽东的学习生活

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一生读书治国,手不释卷,活到老,学到老,是人们学习的典范.今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109周年,本文特摘录了曾陪伴过主席学习、生活的几个人的一些回忆录,其中有不少鲜为人知的故事,作为一种纪念,从中可折射出这位伟人刻苦学习的光辉.     

印度战略思维浅析——从国家安全战略的角度

战略思维研究是战略学研究的新领域,它把思维科学引入战略研究,从而丰富并扩展了后者的研究范围.作为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印度的一举一动越来越多地牵动着整个世界的神经,因此对印度的战略思维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战略思维主体的认识环境、战略思维主体的心理特征和战略思维方式三个方面对印度的战略思维进行了尝试性的分析.其中,战略思维主体的认识环境是影响战略思维方式的客观因素,战略思维主体的心理特征是影响战略思维方式的主观因素,在两者合力的作用下形成了印度独特的战略思维方式.     

构建法治政府笔谈（五篇）——论有限政府

国务院发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提出,经过十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建设法治政府,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本质要求;是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需要;是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提高行政管理水平的根本途径;是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什么是法治政府,法治政府的基本内涵和特征是什么,如何建设法治政府,这些都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探讨。为此,本刊特组织刊发一组文章,从不同角度对建设法治政府问题进行探讨。     

关于行政腐败的经济学思考

党的十六大指出，要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对我国当前存在的行政腐败问题应引起充分重视，从经济学角度看，行政腐败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加剧了贫富差距。要遏制行政腐败，必须从权力主体的约束、干部制度的改革、监督机制的加强等方面进行强化，以此保证行政的廉洁高效运行。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

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是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一个创新性论断。深入贯彻执行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要求我们加深对这一论断的重大意义的理解,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具有的基本特征,探索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的重要任务。     

浅谈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与大学英语教学质量的提高

只有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教学环境,采用灵活多变、生动有趣的教学模式才能够有效地提高课堂教学质量。重视开场白在教学中的应用,以体语教学法帮助学生理解授课内容,以表演式教学和讨论式教学激发学生的参与意识,在提高课堂教学质量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民事诉讼调解制度评析

我国传统的"教化型调解"存在的环境是封建社会和计划经济社会这样的"一体化社会"."一体化社会"对诉讼调解有内在的需求,诉讼调解也依赖"一体化社会"提供干预的手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被区分为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相应的诉讼模式也由职权主义转化为当事人主义模式.在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审判权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进行干预失去了正当的基础.法理的分析也表明调解与诉讼存在诸多矛盾和冲突,多年来,调解与审判关系的摇摆正是这种种矛盾的体现.调解应逐步转化为和解,且应与诉讼进行适当分离,调解不应再成为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     

积极国家观的历史叙事与价值解析

从国家理论的历史发展看,积极国家观与消极国家观共同演绎了国家理论进程并交互影响着国家实践发展。积极国家观倡导的个人与国家的和谐、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的统一、反对国家中立的价值取向、重视国家能力的积极作用等精神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因此,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从历史与现实的维度对积极国家观的发展与价值进行理性反思,对于现代国家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