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会文化性质分析

帮会文化与有组织犯罪密切相关。帮会文化在形式上具有虚伪性，“侠义”的本质是私义而不是公义，在法治社会只能起负面作用；在价值理念上具有逐利性，“义气”的伪装不能掩饰其职业犯罪的根本性质；在思想根源上具有传统性，根植于传统文化的家族主义理念。因此，必须维护经济竞争机制的平等有序，对传统文化去芜存菁，揭露“义气”“侠义”的真相，切断黑恶势力坐大成势的文化营养，就是削弱有组织犯罪的社会资源。     

知识产权滥用的概念、表现和规制措施

考察了知识产权滥用在西方国家法律中的含义、表现和规制措施.从各国来看,知识产权滥用主要表现为权利人的种种拒绝许可其知识产权的行为或者限制他人利用其知识产权的行为,从而导致了对市场竞争的限制或者对技术转移的阻碍.分析了各国规制知识产权滥用的措施主要是颁发专利强制许可、反垄断法的制裁措施、知识产权滥用作为侵权抗辩理由以及宣布许可合同中的限制性条款无效等.     

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法律适用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是以保护和救助生命为核心的制度,它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在法律依据、法律性质、责任划分、保险费率等诸多方面存在不同,在法律适用中不可混淆;若两者并存时,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优先适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补充适用,以有效分散风险,同时,也为交通事故受害人设置了双重保护,更加有利于保证交通事故受害人得到及时救助;在诉讼中,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受害人可以以保险公司为被告,直接向其求偿;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的受害人只能把保险公司列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论检察委员会的去行政化

作为我国检察机关决策机构的检察委员会在组成、运行程序、职能范围等方面存在着行政化色彩过于浓厚的情况,导致实践中出现了不少问题,如人员构成专业化程度不高,议事议案的程序化、规范化程度不高,公开性不够而缺乏监督以及责任制度难以贯彻等。改造检察委员会运行机制的重点应放在去行政化上,使其运行的全过程符合司法决策的客观规律,实现议事和议案水平的不断提高。     

论“TRIPS-递增”协定在WIPO公约体系和WTO法律框架下的制度空间与适用关系

“TRIPS-递增”协定是后TRIPS时代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送其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的主要法律形态。此类协定可能影响发展中国家公共政策目标的实现，缩减这些国家利用WTO/TRIPS框架下的变通性规定促进其发展的自由选择空间。但是，在WIPO公约体系和WTO法律框架下，“TRIPS-递增”协定具有其存在的制度空间和正当理由。因此，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要根据一般国际法的相关规定，认识和处理“TRIPS-递增”协定与WTO框架公约和WTO／TRIPS协议的关系，另一方面要通过联合抵制或“体制转向”阻止“TRIPS-递增”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的扩张。     

孙子兵法与知识产权战略

传统知识的保护近来成为国际知识产权界的热点问题。据此换位思考，基于中国传统知识孙子兵法中“道、天、地、法、将”五个战略要素，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和知识产权工作的实际状况，采用中外比较的法律研究方法，演绎出“知识产权发展五星图”并对我国知识产权战略实施问题提出建议。     

社会弱势群体权益保障的价值探究

社会弱势群体权益保障作为人权保障范畴的重要构成部分，其价值已经超越了传统观念中关于缓解社会贫富分化，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维护社会秩序等意义，而是触及了整个社会的深层价值底线，即修正现代民主的局限性，维护实质上的社会公平和正义，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为了实践我国宪法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价值追求，我们必须从各种途径来完善我国社会弱势群体权益保障。     

我国行政诉讼法律适用问题及解决:建立行政判例制度

基于行政诉讼的特性,行政诉讼法律适用有自己的基本要求。我国行政诉讼法律适用存在诸多缺陷,但其致命性缺陷是法官在审理行政案件时仅仅是套用法律而没有法律创制权。解决在行政诉讼法律适用过程中的问题,应当赋予法官法律创制权,建立行政判例制度。     

社区行政机构化的倾向与克服

社区已经成为城市基层政府的工作着力点,但在建立怎样的政社合作机制上并不明朗。政府部门往往把社区当成行政末端布置工作,并复制现行的政府工作模式,使社区出现较为明显的行政机构化倾向。在政府的干预下,一方面社区偏离了自我管理服务居民的轨道,另一方面也对社区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克服社区行政机构化倾向,需要建立双向考核机制、政府与社区的协商机制,以及试点专业社会工作站,目的在于重建社区功能、保障社区自治。     

论代理人的佣金请求权

代理制度涉及三方法律关系,权利义务关系复杂,而代理人的佣金请求权问题,世界各国法律均无规定或欠发达,这造成了实务上的困难。对佣金的支付时点进行了类型化分析,并认为代理关系终止后,代理人仍可请求本人依据重复交易量盈利额的一定比例支付佣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