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地區 香港特區政府發表政改諮詢文件

<正>2013年12月4日香港特區政府發表《二零一七年行政長官及二零一六年立法會產生辦法諮詢文件》(以下簡稱「諮詢文件」),就兩個產生辦法展開為期五個月的公眾諮詢。香港市民和社會各界可在2014年5月3日或之前,提交意見至政府總部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諮詢文件共55頁,分為六章、五個附件。關於香港特區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重點議題包括:提名委員的人數和組成、提名委員會的選民基礎、提委會的產生辦法、提名特區行政長官候選人的程序、普選特區行政長官的投票安排、任命特區行政長官的程序與特區立法的     

基于分子克隆方法制备标准分子量片段混合物

目的制备标准分子量DNA片段混合物。方法选取pMD18-T载体部分序列作为插入片段,设计引物,制备包含不同大小的标准分子量片段的克隆。大量培养细菌提取质粒,用双酶切、连接荧光接头的方法制备不同大小的带有荧光的标准分子量片段,混合,纯化,最终获得标准分子量片段混合物(内标)。结果用分子克隆方法制备出具有实用性的标准分子量片段混合物,其单个标准分子量片段大小分别为80bp、124bp、194bp、224bp、254bp、304bp、349bp、399bp、424bp、454bp。并且这些标准分子量片段混合物可以准确地对DNATyper15试剂盒的扩增产物进行检测。结论应用该方法制备了能满足研究和实验室要求的标准分子量片段混合物,为DNA分子量标准物标准品的制作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     

堅持愛國愛港 爲香港社會經濟繁榮穩定貢獻力量——在第十批中國委託公證人(香港)新增委託頒證儀式上的講話

在剛剛隆重慶祝香港回歸祖國15周年不久,我們在比鄰香港的深圳特區隆重舉行第十批中國委託公證人新增委託頒證儀式,爲榮獲委託的53名中國委託公證人頒發委託證書。首先,我代表司法部和吳愛英部長向獲得新增委託的各位中國委託公證人表示衷心的     

中國死刑制度改革前景展望

随着国际限制与废止死刑运动的蓬勃发展和中国法治与人权事业的日益进步，近年来，中国在死刑制度改革方面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继1997年国家立法机关对死刑的适用对象和范围进行限制之後，     

愿景与现实的矛盾触碰--美国心理战略委员会东南亚心理战略的筹划、实施与结果

为了遏制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渗透，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指示下，心理战略委员会特别成立了一个东南亚计划小组来负责制定编号为PSB D-23号的东南亚心理战略计划。但是，在PSB D-23号文件筹划过程中，国务院、中央情报局等部门对如何扩大在东南亚的心理战略计划有不同的看法，使得该文件的制定过程颇多磨难。虽然经过妥协，该计划最终得到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但其实施效果却不应过分夸大。     

我国建筑业劳资纠纷特征及应对措施

建筑业劳资纠纷问题由来已久。自2008年新《劳动合同法》出台以来,全国范围的劳资关系有了明显改善,拖欠工资的现象明显减少。但建筑业劳资纠纷高于其他行业,恶性事件居多,占劳资纠纷率比重最大。因此,我国建筑业劳资纠纷的特征及应对建筑业劳资纠纷问题的措施成为重要研究课题。     

论格老秀斯法权思想的人本化因素

格老秀斯法权思想是人类思想的精华代表。作为国际法的奠基人,格老秀斯法权思想包含自然法、国际法和万民法内容,为17世纪之后世界秩序的构建制定了法律框架。格老秀斯代表作《战争与和平法》和《海洋自由论》即已凸显了法律的人本化因素。本文通过探讨格老秀斯法权思想中的自然法和国际法理论,分析格老秀斯法权思想中所表现的人道主义、正义、自由、道德和普世主义等人本化因素的内容,为当前中国社会的转型提供参考。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城市房荒问题的应对举措与困境

从1949年至1978年新中国各城市的房荒问题极为严重,上海也不例外。对此,上海市组织实施了新建住房、"自建公助"、"两调"、挖掘房屋潜力等应对举措,为改善职工的居住条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工业化战略下积累与消费比例的失调以及计划经济体制下物质条件的短缺、单位本位主义思想的抵制、职工个人的思想顾虑等因素的制约,这些应对举措遇到了诸多困境,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好城市职工的住房困难问题。     

微商还是“危商”——浙江高校大学生微商行为调查研究

当多数大学生只是把微信、微博、QQ等当成通讯与娱乐工具的时候,一些大学生却以其为平台做起了微商.大学生微商群体的形成有其必然性,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基于浙江得天独厚的微商发展资源,对高校大学生微商行为进行调查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Institutions,interests, and policy support: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China

Policy support matters for the success of public policies. It is still unclear how governments can garner support for policies with high costs. Using a conjoint experiment in China, we demonstrate that governments can encourage policy support by offering institutional services and material interests to policy targets. In particular, citizens become more willing to support policies when governments timely disclose policy information and respond to and incorporate their voices in the policy design. Government subsidies in both the short and long runs also increase citizens' policy support. In addition, government transparency and long-run subsidies are complementary to enhancing policy support; the role of institutions is strengthened when citizens are exposed to severe policy proble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