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制度之诚信原则研究

信托制度是民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诚信原则是信托制度的最高原则。本文在回顾了信托制度发展历程的基础上,界定了信托的基本内涵,指出了信托制度适用诚信原则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并进一步分析了诚信原则在现代信托制度中的主要体现。作者最后指出我国应根据诚信原则进一步完善信托制度。     

论《犯罪与刑罚》中的罪刑法定原则与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所引发的思考

罪刑法定原则指何种行为是犯罪以及应受何种处罚应由法律加以明确规定。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一书对罪刑法定原则做了系统的论述。现已成为资产阶级刑法的基本原则。我国1997年刑法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并确定了与之配套的无罪推定原则,严禁刑讯逼供,但在具体司法实践中,由于受封建传统及多年来左倾思想影响对罪刑法定原则的适用尚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刑讯逼供引发冤假错案还时有发生。     

中世纪英国陪审团制度成因探究

中世纪英国诉讼制度的根本变迁是陪审团制度在王室巡回法庭的建立。伴随王室巡回法庭在整个司法组织体系中主导地位的确立,陪审团成为关涉自由人诉讼的主要审判组织形式。通过考察中世纪英国社会各阶层的之间博弈、民众认知理性的发展等因素对审判组织形式变迁的影响,探析英国陪审团制度形成的基本动力要素,为我国的司法制度改革提供一些理性的思考。     

攻击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犯罪的国际法控制

长期以来,国际社会一直致力于通过立法来惩治针对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的恐怖袭击活动。1998年生效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将攻击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的罪行纳入法院管辖范围。2003年《安理会第1502号决议》进一步完善了规约的规定,并要求各国也在国内立法惩处这类犯罪。     

社会公众股类别表决的法理基础——用比较的方法分析

本文首先指出我国目前所谓的“分类表决”不太规范,应称之为“社会公众股类别表决”,以有利于公司法在此基础上构建我国统一的类别表决制度。然后分析了国外及港台的类别表决制度的法理基础,最后用比较的方法分析了我国社会公众股类别表决制度的法理依据及其利弊。     

德国国家资助项目的成果归属与管理

引言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９日，以德国联邦国防军大学乌尔里希教授（Prof．Dr．Ullfich）为首的专家委员会向德国联邦教育暨科技部（简称BMBF，下同）转交了一份报告，阐述了对受国家资助的企业或科研机构的研究与开发成果的获得、保护、实施与许可的建议。其目的不仅在于对受BMBF资助的研究与开发的“专利与许可证政策”实行普遍改革，而且在于广泛改进科学与经济的合作，首先是使研究成果有效地转换成有市场竞争和的产品或生产方法。对此专家们提出了关于国家、科技界与企业界三方进行利益平衡的新建议，以便在资金短缺和竞争激烈的困难…     

对全球经济金融发展的评析与建议

2005年全球经济金融虽然获得较快发展,但存在诸多失衡、利益冲突和风险隐患,本文对2006年我国如何应对和正确处理全球经济发展中的矛盾、冲突和防范风险等问题提出了八条具体建议。     

创建学习型政党的指针--学习《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的一点体会

加强学习,创建学习型政党,不但说明我们党有着追赶世界潮流的自觉,而且是对我们党重视学习的传统的继承,是我们党对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新世纪的积极应对。我们一定要以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针,学习、学习、再学习,提高党的干部队伍的素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自己的贡献。     

正确看待新中国60年的法治建设

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问题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中的重要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形成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总结和分析这些成就和经验并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言献策,需要弄清四个认识论层面的问题,即:新中国法治建设探索和发展的一贯性和阶段性,而且它们是有机统一的;新中国的法治建设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复杂性、民族性和动态性等基本共性和内在特点;不应人为地将历时性的法治建设整体割裂为两个30年的对立;必须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整体中加以考量。     

个人信息的民法定位及保护模式

个人信息的民法保护在个人信息法律保护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在民法上如何选择个人信息的保护模式,取决于人们如何认识、评价个人信息的本质属性及其在民法上的定位。个人信息同时具有个人属性和公共属性,单纯地强调某一属性均无法凸显个人信息的本质特征,故而在立法上应适当舒缓个人信息保护及利用之间的张力。不仅如此,个人信息的内涵模糊、外延宽泛,难以达到权利客体所应具有的具体特定且界限分明的品质要求,故而不宜在模糊、笼统的个人信息之上设定一项具有绝对性和排他性的“个人信息权”。否则,不仅无法为行为人划定清晰的行为禁区,而且在适用上难免与已有的人格权体系发生冲突、抵牾,可谓得不偿失。衡诸民法原理和社会现实,应当采用行为规制模式为个人信息主体提供必要的、适度的民法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