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司法审查制度的构想

鉴于检察机关司法审查主要是针对刑事审前程序中的强制性处分行为,而这种强制性处分行为又可分为人身保全措施和证据保全措施,因而两者的某些具体措施应当成为司法审查的对象。此外,检察机关自行侦查中采取的有关强制性处分行为,也应列入司法审查的范围,只是在审查的方式和要求     

农村社团的兴起:实现顺民向参与民转变的路径选择

在中国人的传统政治文化中,自主意识和参政意识特别薄弱,而国家意识、服从意识却特别强烈。我国农民的政治参与的小派系化、被动性、盲目性、冷漠性等特点与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目标的要求相距甚远。实现占全国人口70%比例的农民由“顺民”转变为“参与民”,是当前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全面实现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有力保障。民主氛围的营造需要大力发展农村社团组织,构建农村市民社会。     

法律原则在行政审判中的适用

在法哲学史上,法的模式理论经历了由“规则中心主义”到“原则中心主义”这样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从而将法律原则引入法律体系之中,使其成为法的重要要素之一。如果承认法律原则是法律的一部分,则意味着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一样具有法律效力。从司法适用中的个案分析看,我国法院在司法推理过程中实际上已经在运用法律原则判案,但是法官在公开而直白地运用法律原则判案上还有欠缺。要克服目前我国法院对法律原则适用中存在的不足,就必须客观认识并充分发挥“法官解释”与“判例解释”在我国司法解释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     

和谐社会与行政执法的改进

构建和谐社会是法治的目标,法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路径选择。行政执法在法治中的重要地位决定了其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影响。因此,为了更好地发挥行政执法在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的作用,必须对现行的行政执法进行改进,以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从权力融合到两党分治--政党制度与美国分权体制的演变

美国分权制度的演变首先经历了两个权力融合阶段,即以国会为中心的国会政体时期和大政府时代“帝王般的总统”时期。随后,作为对行政权急剧扩张的反应,两党分治模式成为美国分权体制中的新景观。两党分治现象的产生,有力地遏制了行政权扩张对分权制衡体制所造成的威胁;但它也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在两党分治模式下,政府的行为方式趋于保守,不同部门之间也经常存在“过度阻滞”现象,这不仅降低了整个宪政体制的效能,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难以解决的新问题。     

关于政策转化为法律的制度构建

借鉴"SSP范式"的理论分析框架,政策转化为法律的制度构建目标应是,解决现行的制度缺陷,建构制度结构合理、符合制度安排的道德要求并且制度绩效良好的制度结构.从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的要求来看,政策转化为法律的制度构建应该处理好党内关系,以及执政党与国家立法机关、社会各方面的关系并要有利于使政策转化为良法,保障转化过程具备程序正义.为了保证转化后的法律质量,有必要建立对拟转化为法律的"政策品质审查制度";为顺利衔接政策与法律两种规范形态,必须设立完备的执政党"立法建议制度";为了实现转化程序的正义并保障转化结果的理性,应当建立体现正当程序要求的"正当程序制度".     

关于完善死刑复核程序的几个问题

部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收回最高人民法院行使的目的是为了统一核准和执行死刑的标准,严格限制和减少死刑的适用。但《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死刑复核程序过于简单。笔者结合调查和学术界的不同观点,重点就死刑复核程序的性质、应否实行开庭审理、死刑复核的范围、刑事证据规则和证明标准、应否规定审限和将死刑案件改为三审终审等程序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的认定与出资关系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的认定一直是公司理论和实务中的一个焦点问题,在影响股东资格认定的所有因素中,出资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因素。股东资格的认定与出资关系主要表现为:在不出资情形下,不能出资者不取得股东资格,不愿出资者可以认定其具有股东资格,但必须要缴足应当认缴的份额;在出资瑕疵情形下,一般的出资瑕疵,可以认定出资人的股东资格,严重的出资瑕疵,出资人不能取得股东资格。出资证明书或股东凭证是证明出资人出资的物权性凭证,持有出资证明书或股东凭证的人并不表明其一定具有股东资格。     

女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公共政策选择

我国女大学生就业问题正在呈现出显性化发展态势,政府对女大学生就业提供公共政策支持尤为必要。从目前看,我国已经结束了对女大学生就业提供完全保障性公共政策的时期,而开始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积极形式公共政策的实践探索。将社会性别视角纳入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对于解决女大学生就业问题有着重要的作用。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中值得思考的几个问题

劳动与资本的利益关系是社会最基本的利益关系,劳资矛盾是市场经济中不可回避的矛盾。要使劳资关系在和谐的轨道上运行,就必须正视劳资之间的利益矛盾,并通过制度化的手段平衡双方力量,规范双方行为,实现制度化的合作。为此,无论是工会,还是企业和政府,都应承担责任,积极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