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事简易程序的效益与公正机制

效益与公正是刑事简易程序的两大价值目标 ,两者有一致性 ,也有冲突性。协调效益与公正的关系 ,应从刑事简易程序的设置初衷和本质入手 ,寻找两者的最佳平衡点 --效益优先 ,兼顾公正。为完善我国刑事简易程序的效益、公正机制 ,应扩大刑事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 ,并设置多样化的简易程序 ,同时在立法中规定最低公正标准 ,使刑事简易程序最低公正价值得以实现。     

动漫业与移动通信服务业的产业融合——以日本手机游戏业为例

动漫业与移动通信服务业的产业融合是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两个产业的融合过程实质上是一个技术不断创新的过程,也正是技术创新所带来的技术融合,推动两大产业的产品融合,继而带来两大产业间的真正融合。手机游戏业是动漫业和移动通信服务业融合的典型代表,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日本手机游戏业持续融合发展的动力源于管理创新、产品创新以及市场创新。     

试论国家单方法律行为的若干基本问题

国家单方法律行为是"国家意图单方引起国际法上的后果的行为";"国家单方法律行为既是国家义务的渊源又是国际法的渊源";由于单方法律行为和条约同属国家的法律行为,它们的效力根据应当是相同的,国家意志、善意原则、基本规范、习惯法、一般法律原则等都可以作为其效力根据的解释。     

携带凶器盗窃的刑法解析——对《刑法修正案（八）》的解读

《刑法修正案（八）》中新增了携带凶器盗窃按基本刑档处罚的条款。立法的规范目的在保障人权与保护法益中显然更为注重后者,即在侵害财产之外,因携带凶器盗窃可能对人身权利造成侵害,而将其独立规定为一种盗窃罪的特殊形态,但不能因它对人身造成的侵害危险,而将其认定为危险犯。携带凶器盗窃属于行为犯,依然是对财产的犯罪。应当在行为犯的框架下,判断携带凶器盗窃的未遂形态,并严格界定携带凶器盗窃与携带凶器抢夺的法条关系。     

实质证据与辅助证据

实质证据与辅助证据的类型区分及其规范意义，在理论上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然而，其在法律和法学上都具有普遍的基础性，尤其对中国问题具有特别的针对性。界分这两类证据的基本标准是，在证明逻辑上看证据与证明对象之间是否具有“生成”意义上的证据相关性，有则为实质证据，无则为辅助证据。从刑事诉讼的角度来说，区分这两类证据的规范意义在于，能够较为具体地说明与刑事诉讼有关的许多职权行为应有的合理证据规范，以及中国在刑事证据运用方面的一些问题和应有的法律变革。今后，应当在理论上加强此方面的研究，在立法尤其是法律解释上明确这两类证据的区分并对其运用进行合理规范。     

加强高校暂缓就业毕业生党员管理的分析及对策

随着高校暂缓就业毕业生数量的逐年增加,加强这部分毕业生中党员的管理工作成为一个新的课题.本文从考察高校暂缓就业毕业生党员管理的现状人手,着重分析加强暂缓就业毕业生党员管理的必要性并提出对策、建议.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的几点思考

党中央领导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高度重视,新课程设置方案的实施,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带来发展机遇.但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思想认识、教学管理、队伍建设等方面还存在不足,需要及时进行改革.     

政府与社会风险管理探析

随着全球范围进入高风险社会,我国社会的各种不和谐因素也日益具有高风险的性质,直接危及社会的运行安全。树立社会风险管理意识,建立和完善社会风险管理体系,不断加强对新形势下各类社会风险形成规律的研究,最大限度地保障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实现社会的正常运转和可持续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苏东剧变与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危害

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泛滥是苏联东欧国家向资本主义演变的主要的甚至决定性的因素。社会民主主义是反对阶级斗争、主张阶级调和的。但是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决不能放弃。在处理同各国社会党、社会民党的关系时,应该把不同性质的问题区分开来,应该把意识形态问题与党际关系区分开来。在讨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时,我们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     

理性选择研究的流变及反思

理性选择理论已经成为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流派中的一个重要理论范式。针对国内社会学界对理性选择理论认识上和运用上存在的流变及不足,为加强对理性选择理论的认识,文章拟对理性选择理论进行一番厘清与梳理,以揭示出理性选择范式所面临的困境,并对其理论的人性基础进行深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