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行政立法程序之完善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行政立法的法治化也是行政立法程序的规范化和法治化。中国行政立法的最大弊端在于其程序的随意性、隐秘性和不可预知性,而全球贸易规则恰恰最强调行政行为的法定性、透明性和可预知性。为此,就有必要建立与世界贸易规则相适应的行政立法程序。从中国行政立法程序及完善动因、全球贸易规则对中国行政立法程序的控制和建立与世贸规则要求相适应的行政立法程序三个层面探讨中国行政立法程序的完善。     

论民事诉讼证明中的事实推定

事实推定在民事审判中的良好运用,对于判断认定案件事实,定纷止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在实践中的应用情况却不尽如人意.正确有效地把握事实推定的适用务件,才能更好地运用这一规则.     

新时期监狱突发事件的成因与特征分析

监狱突发事件关系到监狱安全稳定,监狱突发事件的成因与特征分析是做好预防的前提。监狱突发事件成因主要有监管方面、环境方面、服刑人员方面、社会方面、监狱应急机制的缺陷和不足等原因。监狱突发事件具有突发性、目的性、聚众性、联动性、失衡性、紧迫性。监狱突发事件的预防与处置必须纳入监狱管理工作中。     

略论邓小平新时期的人民观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人民群众能够也必须依靠自己解放自己 ,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点。本文所探讨的邓小平新时期的人民观 ,是指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 ,关于如何看待人民、怎样支持和领导人民的一些观点。邓小平新时期的人民观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继承和发展 ,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反对个人崇拜的人民英雄观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 ,虽不否认杰出的个人在历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 ,但却认为历史归根到底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 ,任何个人的作用都是以一定的社会条件为转移的。同过去剥…     

从法律的角度看中国妇女权益的历史和现实

文章从宪法、民法、刑法、婚姻法等角度分析了封建社会妇女地位低下的历史,概述了在社会主义中国,妇女在法律上取得了男女平等地位的现实;同时指出,在事实上妇女还未取得与男性完全平等的地位,因此必须在舆论、法律、教育及妇女自身等方面继续努力,全面保障和实现妇女的权益.     

东亚意识与东亚秩序

东亚意识的内涵包括共有的价值观念和共有的利益观念.东亚意识有两个主要的功能:"我们性"的认同和东亚意识的社会化.未来东亚社会秩序的构建根本上取决于东亚意识的社会化程度、中日关系的和谐发展和美国在东亚的影响力.东亚认同还处于萌芽状态,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清算意识"还很缺乏,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还将在东亚长期存在.因此,可以预见,东亚意识的社会化将会经历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新的东亚社会秩序也不会在短期内实现.但是一个高度认同,以中日关系、东北亚和东南亚和谐发展为特征的新的东亚社会秩序将会为未来东亚地区的和平发展带来持久的动力,因此,东亚国家应该为实现这一目标共同努力.     

青少年视野中的儿童参与状况调查

为了探索青少年对上海市儿童参与状况的理解,本研究对1234名上海市中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显示了儿童参与情况的一系列特点,诸如,大部分青少年不熟悉儿童参与权,青少年参与家庭重大决策的机会很少,参与期望也不高,青少年参与课堂教学的程度较低,缺乏参与学校管理的兴趣,等等。     

论法制教育课程化与法制课程生活化

中学生在学习法律常识内容时普遍表现冷淡,但调查显示学生对开设法制教育课程的态度是肯定的,不满意的是法制教育的方式和手段。学校法制教育不是一般的法制宣传,它必须遵循教育规律,必须按照学校教育的特点将它设计成为合乎教育要求并服务于学校办学目标的学校教学课程,实现法制教育的“课程化”和“生活化”。     

内战反对派武装的联盟构建与内部冲突——以叙利亚内战为例

在内战进程中,不同的反对派武装组织有时会构建起联盟共同反抗政府军,而有时则会相互袭击引发内部冲突。对于此现象的解释已是当前内战研究理论的重点。通过回顾既有研究对此问题提出的物质因素和理念因素解释,文章认为单纯的理念因素和物质因素均无法解释反对派联盟的形式与瓦解。因此,文章提出了一个将物质因素和理念因素进行整合的分析框架,分析理念因素与物质因素交互影响反对派联盟形成和内部冲突。在政府军实力较强的情况下,理念因素无法起作用,而反对派内部实力均衡与否也将使得理念因素对联盟构建产生不同的影响,并且外部支持则会加强理念在反对派联盟形成中的影响作用。文章以叙利亚内战作为阐释性案例,采取案例内比较的方式,对提出的逻辑进行分析。     

The changing dynamics of policy experiment in Singapore: does the 2011 general election make a difference?

The city-state of Singapore is proactive in harnessing policy experimentation to incubate innovations, transfer knowledge and facilitate collaborations across different public sectors. Given the country’s strong knack for pragmatism,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and lessons are usually first tested and adapted in policy experiments before scaling up to nationwide policies. Singapore’s practice of policy experimentation, however, has also demonstrated evolution over time.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evolving role of experimentation in Singapore’s policy decision-making and implementation, and analyses pilot programmes in public housing to elicit the key attributes and commonalities of its policy experiments. It finds that policy experiments have been increasingly used after the 2011 general election, which witnessed a radical political rebalancing in Singapore’s governance history. Pilot projects have thus transformed from a utilitarian to citizen-centric, design-thinking approach after 2011. Pilot programmes are used for multiple purposes in policy innovations, among which civil service mentoring, knowledge transfer and cross-boundary collaboration are the values primarily pursued.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contributions of the findings to the literature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practitio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