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缺损修复材料的研究现状

由肿瘤切除和创伤造成的骨缺损是日常医疗活动中常见的现象。目前,骨缺损修复的研究方向主要在骨缺损的材料上,从修复质量、免疫排斥和疾病传播等多方面来衡量,自体骨都是最佳的选择,成为骨移植的金标准。但由于供骨量有限,取骨又造成第二术区的创伤,因而它的临床应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同种异体骨的来源比自体骨多,但与宿主间的免疫排斥反应和疾病传播是其缺点。异种骨的来源广泛,免疫原性性强、处理过程复杂和骨诱导性小是其不足之处。人工合成骨成型迅速,在计算机辅助设计和辅助制作的帮助下,能更好的合成与缺损骨形态接近的骨移植替代材料,人工合成骨的骨诱导性和仿生物性骨结构方面还不能令人满意。近年来复合骨移植和组织工程骨研究的快速发展给骨缺损修复带来了新的希望。用异体骨、异种骨或人工合成骨、金属钛网等作为支架,以富含原始骨细胞和骨生成因子的自体骨髓为填充材料修复骨缺损已取得相对满意的临床效果。组织工程骨则利用自体的原始骨细胞作为种子细胞在体外经过适当扩增,复合组织相容性好的支架材料和相关生长因子,植入体内后通过细胞分化和参与骨改建,最后形成新骨以修复骨缺损,但组织工程骨也面临着如何在骨内形成血管和神经如何支配的问题。总之,骨缺损修复材料研究的大方向为:最小的自体创伤;最大程度的仿自体骨,并不断接近自体骨的形态、结构和功能,朝着这个目标,人类的不懈努力,必将解决自身健康需要的复杂问题-修复骨缺损。     

地方保护主义对中央与地方关系格局的影响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地方保护主义产生的原因主要有 :地方分权 ;扭曲的市场和价格体系造成的市场割据 ;不公平竞争强化了“诸侯经济”。对此 ,中央政府采取了一些必要的应对措施 ,如实行分税制 ,推行全方位发展战略等。经济的高速发展离不开地方政府积极的经济行为 ,关键是如何强化这种正面影响 ,削弱负面影响。问题的解决最终要靠制度改革。     

论诱惑侦查的实施原则

诱惑侦查在世界各国已被广泛应用 ,但对其合法性问题 ,一直存在较大争论。鉴于此种侦查手段在某些犯罪的侦破中所起的特殊作用 ,应对其进行规范 ,保证其在合理及合法的限度内发挥最大作用。具体应遵循以下几项原则 :主体合法原则 ;必要性原则 ;报告及审批原则 ;引诱对象非特定性原则 ;诱饵适当原则 ;消极行为原则 ;严格监督原则 ;有效控制原则 ;责任制原则。     

“黑社会性质组织“之辨析

黑社会性质组织是1997年修订的刑法新创制的法律名词,认定某犯罪集团是不是黑社会性质组织,最关键的是看其是否完全具备“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范围内以暴力、威胁、滋扰等手段,大肆进行敲诈勒索、欺行霸市、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这一属性特征。黑社会性质组织已具备了黑社会组织犯罪的基本特征,从本质来看,应该属于黑社会组织范畴。黑社会性质组织是高级的有组织犯罪集团,从渊源和属性上看,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主要是由既相区别又有联系的流氓恶势力和帮会组织构成。     

试析中国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行政审批制度已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本文从分析我国行政审批制度的现状入手,指出现行行政审批制度存在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带来的危害,并提出了若干建议和对策。     

企事业单位如何实现会计电算化

我国加入WTO以后,企业面临的竞争日趋激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迫切要求建立健全信息系统,为其经营预决策提供必要的会计信息.会计电算化既能满足企业决策层的需要,又能为核算型会计向管理型会计过渡提供必备的条件,同时也为企业实现现代化管理奠定基础.可见,实现基层单位会计电算化势在必行.基层单位应做好会计电算化的各项准备工作,并且要有计划、分步骤地进行,以期达到顺利实现会计电算化的目的.     

论现行刑事技术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及改革构想

刑事科学技术在公安工作的中作用越来越大 ,然而 ,它的发展存在着与政府管理职能之间的矛盾、计划与市场之间的矛盾和缺乏统一运作的长效机制三大问题。建立新型刑事科学技术管理体制是当务之急。刑事科学技术管理体制改革主要有加强刑事科学技术部门之间的联系、积极创建市场运行机制和合理分配资源三个方面。     

消胚散结汤的抗早孕作用及对大鼠胚胎发育的影响

用３种不同浓度的消胚散结汤给早期妊娠大鼠灌胃，观察其抗早孕作用及对流产失败后幸存胚胎发育的影响，结果表明，消胚散结汤具有良好的抗早孕效果，３个浓度组完全流产率达８２．８６％，９０．６３％和９３．７５％，与西药组９２．５９％，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流产失败后，高浓度组幸存活胎率比对照组有显著降低（Ｐ〈０．０５），但活胎体重，身长，尾长３项生长发育指标及宫内生长迅缓（ＩＵＧＲ）发生率均与对照组无     

浅析“入户抢劫“和“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

正确界定“户”和“公共交通工具”,对分别认定“入户抢劫”和“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犯罪 ,保障公民的人身安全 ,打击犯罪分子具有现实意义     

Global reporting from the Third World: the Afro-Asian Journalists’ Association, 1963–1974

ABSTRACT

Originating from the 1955 Bandung Conference, the Afro-Asian Journalists’ Association (AAJA) promoted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among journalists in newly independent countries. Built on an inclusive foundation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the AAJA contribu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expansive global information networks, lively intellectual traffic, and rich visual arts among Afro-Asian nations. However, the cosmopolitanism of its early years was later undermined by the decline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in Indonesia and a lack of cohesion among Afro-Asian nations. After the September Thirtieth Movement in Indonesia in 1965, the AAJA relocated to Beijing and was mobilized by the Chinese state to promote the P.R.C. as the leader of an embittered Third World’s battle against American imperialism and Soviet revisionism. In the early 1970s, ideological fervor began abating in China. During this time, Mao’s reframing of the three worlds, which was based on developmental measurements, redirected the AAJA’s Third World discourse to issues of modernization until its quiet dissolution in 1974. The history of the AAJA demonstrates the complex and often conflicted ways in which two important post-colonial states – Indonesia and China – conceptualized “the Third World” and formulated media representations during the Cold W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