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民盟政府执政周年来经济发展成效及中国与缅甸合作研究

本文主要阐述缅甸民盟政府执政周年来采取的主要经济措施、成效评估以及中国与缅甸经济合作成效及未来发展趋势。民盟执政周年来,采取的经济措施有限,经济仍然萎靡,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货币贬值与通货膨胀严重;经济基础薄弱,投资环境仍然较差;基础设施未有大的改善;行政效率、管理效率低下;引进外资额下降。一年来,中缅贸易合作呈放缓趋势;投资合作重回快速发展态势;国际产能合作稳步推进;农业合作不断深化。未来,中缅经济合作将呈现贸易与投资增长迅速,逐步构造双赢合作模式;边境经济合作将实现大发展;国际产能合作将进一步加强;产业合作重点领域将日益明确等趋势。     

精准扶贫视域下我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致贫成因与扶贫对策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集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贫困山区、边境地区于一体,是新时期我国扶贫攻坚的主战场,具有典型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连片特困地区的扶贫成效直接影响着我国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进程。文章分析了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概念,从空间分布、行政区划、片区类型、贫困程度等维度阐述了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基本情况,并基于地理区位、经济辐射、政策扶持、产业基础等视角揭示了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致贫成因,最后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     

农地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意义及风险防范

在当前工业化深入发展和城镇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农村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是适应当前阶段发展特点和需要的重大改革,不仅对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也将起到重要作用。当前,该项改革措施仍存在各种风险,一是存在着各类主体借此剥夺农民土地的风险;二是存在着地方政府借此盲目推进城镇化的风险;三是存在着土地金融进一步积聚的风险。降低土地产权改革的风险只能进行综合配套改革,加强监管,发挥市场机制,科学推进城镇化。     

田径定向越野课程教法初探

田径运动是学校体育教学的重点之一，开展传统田径项目丰富了学校体育文化的建设，提高了学生的体质．但在全面推选素质教育以适应学生个性化发展的要求方面，传统田径项目有许多缺陷。为改革拓展传统田径教学内容和方法．提高田径教学内容的健身性、实用性、趣味性和娱乐性，定向越野课程应机而生。定向越野运动对学生各种能力、综合素质的提高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同时又能充实和丰富学校体育教学内容。定向越野方式方法多样，基本技术较多，是一门崭新的田径课程，开设时间相对较短，认识还不十分充分，在对定向越野课程教法的深入研究基础上提出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五步教学法．对该课程的开展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看似无真却是真——小说《新安家族》中的胡东阳人物形象塑造

小说《新安家族》塑造了胡东阳这样一个人物形象。他充满仙风道骨，他对事态的发展有着某种直觉，这个人物形象也是作者对理想人物形象的寄托。     

欧华联会的欧盟治理参与:路径、实践与趋势

欧盟治理的拓展为欧华联会的治理参与创造了宏观背景与路径。成立20年来,欧华联会在制度建设、政治参与、经济合作、公共外交、文化交流、次区域治理合作等方面积极参与欧盟及其成员国治理合作,对促进欧洲华侨华人社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随着欧盟次国家治理的发展以及欧华联会治理能力的不断提升,其参与程度和治理成效更加值得期待。     

民营企业知识产权质押中的政府角色分析——基于三批16个知识产权质押制度试点的考察

该文按政府参与度的差异,将民营企业知识产权质押模式分为纯市场化模式、政府信用介入模式以及政府为主的关系性贷款模式;继而分别分析了银行、贷款企业以及中介机构是知识产权质押制度的主要参与者时,在试点中政府兼具指导者、推动者、参与者的三重角色;最后指出,该制度的后续实施中,政府应从推动者、参与者角色逐步向监管者与服务者角色转变。     

转型时期社会心态的预警与调适——基于L市213份样本的调查分析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与利益格局的调整容易引发社会心态的失衡与畸变,从而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因而,在充分把握当前社会心态变化趋势的基础上,迫切需要通过发展民生,建立有效的社会沟通机制,重视社会主导价值观建设,完善心态预警监测机制等举措改善社会心态环境,防范和降低社会风险.     

英国社会科学博士生培养机制创新研究——以苏格兰社会科学研究生院为例

为创新社会科学博士生培养机制,英国2009年开始设置博士生培养中心.苏格兰社会科学研究生院是英国最大的社会科学博士生培养中心,通过协同创新的合作机制、多元的资助机制和卓越的课程机制服务于英国高质量的社会科学博士生培养.苏格兰社会科学研究生院在博士生培养方面成效较为显著,也存在些许问题,为我国当前的博士生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如下启示:协同创新式的培养、多元的课程设置和量身定做的培养路径.     

发展型国家论的研究传统与中国悖论

发展型国家论中存在两个研究传统:第一个研究传统重视政商关系和资本形成,流行于政治学和行政学界;第二个研究传统关注政企关系和资源使用,具有经济学和管理学色彩。在发展型国家论的初创期,分别以主流和潜流形式存在的两个研究传统相互补充,为发展型国家论的发展提供了空间,连续的理论突破就是在这样的空间中实现的。在后续发展中,二者渐行渐远,发展型国家论的理论空间日益狭窄,理论突破的可能性受到限制。这种研究格局从未被识别,但是对于发展型国家论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每当被引入关于重要新兴经济体的分析,发展型国家论都会经历一次重要的理论突破。但是,发展型国家论与中国实践的相遇并未带来类似突破,此即发展型国家论的中国悖论。两个研究传统的疏离是发展型国家论的中国悖论的成因之一,两个研究传统的统合是推动基于发展型国家论的中国研究的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