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寅恪文史互证对《莺莺传》文本解读的价值

陈寅恪先生以“历史之眼光”解读文学作品被誉为“学术上的一个里程碑”。他从唐代重婚宦的社会风尚中、从文士风流的艳情诗中、从传奇创作的风习中、甚至从古文运动与传奇创作的联系中解读《莺莺传》,可以称为“《莺莺传》研究的一个里程碑”。但后来的研究者按照陈寅恪先生文史互证的研究思路去不断解读《莺莺传》时,有时不免走入歧途。只有以文本细读来做文史互证的补充,才能避免这种尴尬。     

民营企业知识产权质押中的政府角色分析——基于三批16个知识产权质押制度试点的考察

该文按政府参与度的差异,将民营企业知识产权质押模式分为纯市场化模式、政府信用介入模式以及政府为主的关系性贷款模式;继而分别分析了银行、贷款企业以及中介机构是知识产权质押制度的主要参与者时,在试点中政府兼具指导者、推动者、参与者的三重角色;最后指出,该制度的后续实施中,政府应从推动者、参与者角色逐步向监管者与服务者角色转变。     

以何致治?——评崔永东《思想家的治国之道》

崔永东《思想家的治国之道》一书探讨了中国古代重要思想家的治国之道,研究了中国传统治国之道的理论基础和内在价值,揭示了其对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建设具有的意义。此书如能对各种治国理念间的交流和影响增加论述,可进一步拓宽理论研究深度,使本书结构更加完整。     

刑事证据法定形式的中国模式

证据法定形式是证据法的基础和核心,就刑事诉讼而言,我国立法规定的七种法定形式不仅具体规定杂乱、无序,部分证据形式还相互交叉、包容,个别证据法定形式的外延甚至还有遗漏,从根本上说,这都是由于划分标准的不合理所致。同时,体系的封闭性使得现有证据法定形式规定在面临新型证据时往往不置可否,处境十分尴尬。如此多的问题和漏洞只能靠大改来解决。赋予证据法定形式体系以足够的开放性,重拾合理的划分标准,补充和完善各证据法定形式应有的内涵和外延,并按一定顺序严谨、规范的排列,从而实现对刑事证据法定形式的科学重构。     

亚里士多德的隐喻观分析

西方隐喻研究的传统始于亚里士多德,他确立了隐喻在诗学和修辞学中的地位,隐喻与语言之间的关系是隐喻得以在这两个学科中存在的根源。对于语言不同方面的重视,隐喻呈现出不同的功能。从宏观上讲,亚里士多德的隐喻既是隐喻系统研究的开始,同时也赋予隐喻修辞和诗学的双重身份,这种身份特点决定了隐喻在后世研究的方向,同时也决定了无论是修辞学还是诗学,隐喻都是极其重要的一个范畴,对隐喻的考虑必然要从这个双重身份出发。     

和谐社会建设中的民法使命

民法精神是法治精神的核心。在目前中国发展市场经济和建设和谐社会的实践中,民法的平等、公正、诚实信用等精神对和谐社会构建中的观念重塑、人格养成具有重要的意义;民法的制度则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动力与保障。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民法肩负着重要的使命,要充分领悟和贯彻民法的价值理念并完善民法的各项制度。     

先秦儒家道德荣辱观评述

先秦儒家道德荣辱观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思想文化关于道德修养和道德实践的价值评判标准,是儒家伦理道德建设体系的基石。孔子开启了以＂知耻＂为核心的中华民族道德荣辱观的源头;孟子明确提出了＂荣＂＂辱＂的概念,对荣辱问题作了一定程度的阐述;荀子则是系统论述道德荣辱观念的先秦儒家代表,先秦儒家道德荣辱观由他而基本形成。     

和谐社会下的监狱刑罚执行制度研究——多元社会主体参与行刑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语境下,我国监狱行刑主体单一的现状必须进行改革,应导入多元社会主体参与行刑．即让罪犯、非政府组织（NG0）、包括受害人在内的公民和监狱在监狱行刑活动中拥有相应的话语权。这是监狱本身具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政治责任、公民社会发育渐趋成熟等诸多方面的必然要求。在多元社会主体参与行刑的路径选择和模式构建上：一是要解决法律的挈肘,修改或补充法律条款：二是要立足我国监狱行刑实践．把多元社会主体参与行刑分为六个层次和三个发展阶段。循序渐进地推进行刑改革,以更好地实现人们对“新程序正义”的诉求和期待。     

对“三类人员”无法羁押引发“捉放潮”带来社会危害的调查和探索

三类人员是指自残自伤人员、患有严重疾病人员和老弱病残孕人员等看守所无法羁押的犯罪嫌疑人.由于缺少具体的监管教育措施,当前此类人员无法羁押,不断出现三类人员大量滋生、逃避打击、逍遥法外的捉放潮现象.研究三类人员大量滋生的现状、危害及产生原因,可以据此提出具体有针对性的打防管控措施.     

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三重审思——兼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生命力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在世界范围内持续蔓延,对马克思主义构成了严峻挑战.从理论上深入剖析这股思潮,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