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国际化

国际化是与全球化相联系的一种世界潮流,是中国与世界关系发展的重要态势。国际化的先锋和重点是企业经营的国际化。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下的中印经贸合作

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下,中国和印度间的经贸合作面临一些新的发展机遇:如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放松、市场准入标准放宽、相互投资扩大等。在新的机遇面前,中印经贸合作可以通过一些更积极的措施予以加强,如进一步避免采用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扩大相互投资,开展工业园区合作、农业合作、能源合作、服务领域合作等。     

试论香港循序渐进的民主进程

刚结束的香港第三届行政长官选举遵循了循序渐进发展民主的思路。这次特首选举尽管在制度层面上依旧沿用间接选举模式,但在实际操作的层面,民意在选举过程中得到了充分重视。此次选举的成功举行有利于优化特区行政立法机构之间的关系,为香港特区今后民主政治的稳定与发展打下良好而扎实的基础。     

如何打造具有法理合理性的刑事诉讼法——审思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

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及时回应了我国当下监察体制改革和司法改革,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然而,从法理合理性角度审视,修正案的一些内容存在不足,主要是修法内容欠缺必要的法理合理性。这源于实用主义立法取向下过度注重修法目的合理性。未来刑事诉讼立法应当认真对待法理合理性,既要全面考虑法律体系的法理合理性问题,又要统筹考虑刑事诉讼法内部的法理合理性问题,还应通过科学的立法技术将法理合理性融贯于相关法律规定之中。     

2008年俄罗斯东欧中亚形势研讨会观点综述

2008年12月15～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在北京市郊召开2008形势研讨会,就俄罗斯的政治治理、金融危机对俄罗斯经济的影响、俄格冲突后的俄罗斯外交形势及国际格局特点以及中亚、中东欧和乌克兰的形势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学术讨论.现将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对数字平台企业掠夺性定价判定规则的探讨

在传统经济体系中,掠夺性定价判定重视市场支配地位、价格-成本关系和补偿的分析。然而,由于数字平台存在网络效应、双边/多边市场等特征,需要重新探讨掠夺性定价的传统判定规则是否适用。数字平台企业实施掠夺性定价的前提依然是市场支配地位。数字平台企业还可通过市场支配地位跨界传导在其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相关市场实施掠夺性定价;价格-成本分析需因案而定,可考虑长期平均增量成本和平均可避免成本。因为网络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等,数字平台企业在很多市场中呈现明显的非对称性,实施掠夺性定价的数字平台企业也可以将价格定在竞争对手平台企业难以达到最低有效规模仍可获得盈利的水平上。传统的补偿标准在数字平台企业掠夺性定价判定中有时可能并非必要。社区团购市场是掠夺性定价的典型应用场景,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关注在社区团购市场或非社区团购市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企业及其旗下的社区团购平台企业的定价行为,应依据《反垄断法》而不是《价格法》对其掠夺性定价进行执法。     

Vice President Liu Hongcai Visits Timor Leste,Indonesi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正As early as in the Han Dynasty,Chinese people started to travel all the way to Southeast Asia.Chinese merchants used to sail southwards in winter following the northwest monsoon,going all the way to today’s Indonesian archipelago and make homebound trips the next year following the southeast monsoon.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5th century,these voyages reached a crescendo,with     

戈尔巴乔夫政治体制改革的教训

苏联问题的根子在政治体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苏联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苏联改革政治体制的核心是解决公民与政权分离的问题,消除经济改革的障碍机制。但是,在选择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上,戈尔巴乔夫不切实际地试图恢复列宁所提出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想通过全民选举苏维埃代表来实现公民与政权的结合,实践的结果证明在现代条件下这么做行不通。这一选举导致了苏联的政治过热和混乱,更使苏共威信丧失,难以控制局面,最后不得不实行总统制。匆忙推行的总统制仍难以挽回局面,反而促进了民族分离主义的发展,最后使苏联倾倒,苏共失去了政权。     

未完成的变革 刑事庭前会议实证研究

实证分析表明,庭前会议的整体适用率较低,召开庭前会议的表面理由与法律规定趋于一致,而庭前会议的议题溢出了法律规定的范围。从效果层面观察,庭前会议立法所预设的目的并未完全实现,这突出表现为庭审效率提高有限、被告人的权利保障形式化以及庭审对抗性增效甚微。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有:庭前会议程序设计的职权性,庭前会议效果设置的非完整性,法官对庭前会议运用的策略化,以及庭审中心主义的缺失。未来应该在充分考量诉讼主体实际利益需求的基础上,按照对抗式的诉讼理念对庭前会议的相关程序设置进行必要的改革。     

迈向实践:反思当代中国刑事诉讼知识体系

当代中国刑事诉讼知识体系呈现出四大特征:首先知识内容过度理想化。其次,而这一点与提供知识的生产者主要是法学家密切相关。再次,这必然会导致研究方法从"元理论"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并以演绎方法推演出具体的刑事诉讼制度、规则,从而构建的刑事诉讼知识有一种自治性、系统性特点。最后,如此背景下的知识必然是功利的、实用主义的。中国刑事诉讼知识的这些特征与中国刑事诉讼研究带有强烈的非实践性和意识形态性有着密切关系。要突破现有知识格局,则必须调整现有的研究方法和视野,亦即:首先,需要包括实务者和法学家在内的多元知识提供者;其次,研究方法要关注实践,注重归纳、经验与实证,同时保持一种开放的、多元的心态,建立一种可争论、可反驳的刑事诉讼理论。再次,在生产目的上要求理论与实务并重,在内容上要求以本土中国为关注语境,从而构建中国刑事诉讼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