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职务犯罪侦查中的控制下交付手段

在职务犯罪侦查中适用控制下交付既具有法理上的正当性，也具有实践的必要性，此次对刑事诉讼法修改已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侦查中可以运用控制下交付。因此，应从控制下交付的适用条件、实施主体、审批程序、法律后果以及国际合作五个方面对职务犯罪侦查中适用控制下交付进行具体的法律规制。     

论法治社会中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均衡定位

中国在实现法治的进程中,应从制度上入手,慎重处理好公权力和私权利之间的关系,对公权力和私权利进行合理的定位。社会主义法治应该改变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强弱不平衡、不对等状态,使两者处于一种势能均衡状态,以利于社会进步和发展。     

模糊方法在公安工作中操作性的基础及运用

模糊性是公安工作中实际存在的现象,而模糊方法在一定条件下也是科学的方法。用模糊方法来研究、分析公安实际工作中的模糊现象,从而认清模糊现象的实存性,把模糊引入精确,使各类模糊内容、方法更确切,以达到在实际工作中提高工作效率的目的。     

中西警察学研究的区别与趋同

中国人在引进西方警察科学时不仅改进了我国的警务实践,更深化了警察学的理论研究,创造了警察学。随着我国警察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越来越多的警察学研究者提出创建独立的警察学大学科。但是,中国警察学毕竟不同于西方的警察学。因此,对中西方警察学的研究予以比较,借鉴西方警察学研究的优点,回避其缺陷,探索出我国警察学建设的发展方向就显得极其必要。     

论需要、理性和信仰

现实生活中,人具有多方面的需要。人的需要即人的本性。人的需要之所以能成为社会发展的内驱力,主要在于人有理性。然而,理性是人的福音也是人的祸因。因为正是理性使人处于一种永恒的不可避免的不平衡状态中,导致了人与自然、人与类、人与自我的深刻矛盾。这种种矛盾在现实中无从解脱,常使人去寻求另外超越的途径。这就是信仰。对于吃饱穿暖的当代人而言,信仰是其强烈的需要,如何寻找人的精神家园正成为人类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福利制度的结构与社会政策

福利制度的结构决定了福利国家与社会政策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只有从这一结构出发,制定社会政策时才可能避免简单化,使政策体现不同福利国家的具体差异,更好地实现福利的目的。     

邓小平与社会主义动力学说的理论创新

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是重大的实践问题，也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理论继承了包含社会基本矛盾，阶级斗争和人民群众三大范畴的马克思主义动力学说，并在此基础上对这一学说有所发展和超越。正是“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先富带动共富”、“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等我们耳熟能详的科学命题构成了邓小平社会主义动力学说体系的主体框架，并反映了整个邓小平理论体系所反映的时代精神和创新实质。     

字本位和逻各斯中心主义两种证据观及其历史演变

本文重点讨论了两种证据观：字本位的证据观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证据观。并进一步认为，中国传统证据观是字本位性的。表现在言、文、象三重证据符号的关系中以“书写”或经典为中心。现代中国发生了证据观的革命性变化，主要表现为“去汉字化”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证据观，即在言、文、象三重证据符号的关系中以“言、象”为中心。“去汉字化”建立了中国现代性证据现，同时也难以避免地导致了与传统文化的断裂。     

反就业歧视的经济法思考

在市场经济日益发达的今天，就业歧视作为一个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凸显了市场调节失灵与政府管制缺陷的两难境地。而作为解决社会经济领域问题的经济法正好体现了国家渗透市场的理念，这恰好是以市场与政府的互动结构作为自身分析和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通常机理。因此，运用经济法的这一机理来解决就业歧视问题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方案，可以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合理的制度构建设想，为就业歧视问题寻求解决之道，最大限度地保护劳动者平等就业的权利。     

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制度发展的社会背景及其得失评价——以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有关司法解释为对象

20世纪90年代是我国社会转型的关键十年。这一时期,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发展,民主政治体制逐步发展,行政法制建设不断进步,行政法治理论不断成熟。在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出台的新司法解释对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进行重新界定,转变了原告资格的价值取向,明确了不可诉行为的范围,赋予更广泛的行政相对人以原告资格。但新司法解释在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属人因素及属事因素上作出了限制性规定,有些规定甚至是对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倒退。为使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继续向逐步放宽的世界性趋势发展,最高人民法院在这类司法解释方面还将承担更为艰巨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