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对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贡献

邓小平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与不断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套科学认识党史与指导党史研究的基本理论,为党史研究作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邓小平关于党史研究的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推动党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和党史学科的科学化,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试析债权的相对性——以“软条款”为视角

债的相对性原则是债法的基本原则,于现代社会对相对性原则的解读应由"硬条款"向"软条款"视角转变。以此视角观之,各种突破相对性的制度便不再那么另类,而能融入民法体系。更重要的是这是现代民法公平正义的需求,既合理也是必要的。     

重新思考“中国模式”:国家究竟扮演着何种角色?

近年来,随着我国在现代化道路上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有关"中国模式"的讨论便在国内外学者之间逐步升温。但由于其在不同的研究背景下有着迥异的解释框架、概念界定与特征归纳,所以学界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始终存在着较大分歧。可如果另辟蹊径,将"国家角色"作为研究视角、并通过对现实情境的经验性观察去重新思考"中国模式"的话,便能赋予其较为确切的内涵。在此一研究路径之下,"中国模式"内含的"国家角色"便呈现为发展至上、稳字当头、灵活创新和独立自主这四大特征。     

先秦道家“道法自然”与西方自然法比较

先秦时期,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学者提出了"道法自然"的思想,即顺应天地,效法自然,以无为的精神实行政治生活。这些内容丰富、意境深邃的思想对中国古代的法律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而远在西方,自然法进行了四次大的变革和发展,借鉴西方的自然法文化来为我国的法律文化添砖加瓦,有着重要的当代价值。     

论人权原则与政府信息公开

人权原则以及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确立,体现了我国法治建设的重大成就和历史性进步。人权原则对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具有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人权原则在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具有抗衡权、正当程序实现权和保护请求权等应然权利。本文将人权原则理念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两者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以求达到人权原则对政府信息资源运用的理性指导与控制,进而构建政府权威信息源头地位。     

从公共权力泛化看我国腐败的治理

腐败是指掌握公共权力者在利己主义的动机和目的支配下,在行使公共权力的过程中,背离公共权力的授权目标,违反公共权力的使用规范,牺牲公共利益来谋取少数人利益的行为.从根本上说,是公共权力的泛化、异化导致了腐败的产生.因此,治理腐败的关键在于有效的防止公共权力的泛化、异化.就我国而言,应从廉政教育、薪酬制度、监督机制、法治建设等四方面着手,使公共权力拥有者不想、不必、不能、不敢通过公共权力泛化去腐败,最终实现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     

党史研究与中共执政党建设——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兼谈党史研究的实用性问题

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是一部“中等篇幅的内容比较完善而完整的党史”，语言“明白晓畅而又严谨切实”，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党史研究的经验和启迪。拟就从内容、思想、选材等方面对该书进行深入分析，并对党史研究的实用性与执政经验总结问题予以探讨。     

腐败·举报·法治——对上海社保案“有腐败，无举报”怪现象之解读与反思

“有腐败，无举报”现象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现实原因、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无奈的制度缺陷。破解“有腐败，无举报”这一难题，需要标本兼治，既要在短期内扎扎实实地完善公民举报制度，理顺举报法律关系和法律规定，又要高瞻远瞩立意长远，逐渐培养起包括领导干部在内的所有公民的法治意识，用法律至上的武器摒除权大于法的陋习，破除官本位思想，坚决消灭法外特权和法外之人。使法治思想深入人心。     

试析孙中山“节制资本”思想的缘起及南京国民政府的实践

孙中山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三民主义是其革命思想的集中体现，民生主义则是三民主义思想的核心。1924年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中山将民生主义概括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民生主义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涵义。本文首先分析了孙中山提出“节制资本”这一思想的缘由，再归结到其后南京国民政府对这一思想的具体实践，最后加以简单评述。     

治理理论视角下的逆境政策制定

治理理论认为，逆境状态下的政策制定，首先要认识到政策问题与以往相比的变化。然后组织各社会主体参与政策制定，合并组成大政府部门，政策制定时要进行相应的风险预测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