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智能道德机器的伦理困境及其破解策略

随着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如何让未来具有高度自主性的智能机器作出伦理推理和道德决策,成为机器伦理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难题之一。智能道德机器创造中必须深入探讨智能机器成为道德能动者的前提与可能。人工智能、机器人领域的研究人员和程序员等非伦理学家面临着诸如道德哲学知识缺失可能导致智能道德机器伦理假设偏误,伦理理论多元加大了伦理共识达成的难度,"电车难题"造成伦理决策困境,人工智能的法律应用存在机器偏见,伦理方法论的多元性造成正当性辩护与道德行为选择困难等更为突出的伦理困境。破解这些伦理困境,对创造智能化、人性化的道德机器是非常必要的。有效破解这些伦理困境,需要实现道德哲学与人工智能的融合发展,需要重新审度伦理自身的合理性,在多元价值中达成伦理共识,最终构建面向智能机器本身的可执行伦理机制。     

利益因素对司法的影响及其治理

利益无涉是公正司法的基本要求。在司法实践中,以获取利益为目的的司法运作可以划分为不同的形态,按司法逐利的主体划分,可分为受个人利益驱动的司法、受部门利益驱动的司法、受地方利益驱动的司法、混合利益驱动的司法;按司法逐利的原因划分,可分为权力腐败型、行政压力型、相互妥协型、指标考核型。造成利益因素影响司法的主要原因是司法运行过程中激励机制所产生的作用,其逆向激励胜出而呈现出负效应,从而造成激励机制的扭曲。要实现公正司法的目标,就必须坚持司法的利益无涉性,坚持司法化改革取向,努力做到考核机制科学化。     

国内关于公务员压力问题的研究述评

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承受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近些年来公务员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其压力问题也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学者从压力源、影响压力大小的因素,如何应对压力等几个方面对此进行了定性和定量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由于公务员压力问题研究刚刚起步,还有许多方面有待完善。     

浅析紧急状态下的行政补偿机制

意外事件有时候会发生在一切社会中,特别是政治危机、技术和自然灾害危机等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如何应对紧急状态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我国目前对紧急状态下的行政补偿还存在机制不健全,法律规定不完善等问题。应尽快制定《紧急状态法》,以保护公民权益,紧急状态下的行政补偿机制也应制度化,标准化。     

也论儒家文化是否先进文化——对涂可国先生观点的一点补充

涂可国先生对儒家文化二重性的判断过于宏观和直接,对儒家文化"基干"与当代先进文化精神的差异与分野须作具体剖析.其突出表现在儒家"民本"思想和当代民主精神的差异与分野,儒家王道与当代法治精神的差异与分野,儒家"修齐治平"的治理思想与现代契约精神的差异与分野.     

从古代养子制度看中日“家”观念的差异

中国与日本作为海上邻国,共处东亚文化圈。日本文明在其发展过程中,既有本民族自身的特色,又在制度、文化方面受到中国古代文明的广泛影响。但中华民族与大和族在背景、底蕴方面各有不同。关于＂养子与继承＂的观念差异,正是两个民族血缘观、家庭观存在区别的一个例证。本文以此为主干展开,对中日古代历史上的＂养子制度＂和＂家＂观念进行比较,为更好地分析、区别两国的价值观及其形成过程,提供了依据。     

协调之美: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协调工作探究

中国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的园区建设和园区管理,都有赖其官方组织者--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的协调工作.通过对上海世博会世博局相关工作的探究,可以发现协调与均衡、统筹虽相交但有别,其最终是个运动的、螺旋上升的扬弃过程.     

如何提升人大代表履行职务的能力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由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的,但部分代表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履职不到位的现象。提高人大代表履职水平,要求提高人大代表的责任意识;从制度和立法层面增强代表的履职能力;逐步提高人民代表专职化程度。     

试论我国的社区矫正

社区矫正是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社会不断进步、刑事政策日趋理性化的重要标志,它对于提高罪犯改造质量,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促使其顺利回归、适应、融入社会生活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然而,这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刑罚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在我国尚属起步阶段,势必有大量的理论和实践中的问题需要探索和研究。因此,应认真总结试点工作中的经验与不足,学习和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逐步建立起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符合现代化行刑理念的社区矫正制度。     

我国农村基层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化、民主化探析

农村基层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化、民主化有利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应从农村公共政策制定的现状出发,阐明进步的地方,指出存在的问题,结合农村实际,从政策制定的主体、客体、系统本身三个方面,找出农村基层公共政策制定科学化、民主化的主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