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与建设及其当代启示

党领导一切是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鄂豫边区构建了上至行政公署下至乡保级的一套完整政权体系,建立了党绝对领导下的抗日人民军队,扩大了广大民众的民主权利,确立了党领导一切的一元化领导体制。要维护党的领导地位,加强党的建设势在必行,因此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始终把党的建设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鄂豫边区通过打造一支高质量的党员队伍及建立与完善党的组织系统加强了党的组织建设;通过强化党员的思想教育加强了党的思想建设;通过培养党员的优良作风和摒弃各种不良倾向加强了党的作风建设;通过政治建军强化了党对军队的领导。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党建工作不仅为抗战时期党的根据地建设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而且其党建经验对当今的党建工作仍有较高的借鉴价值。     

当代中国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的均衡变迁

当代中国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建设呈现出严重的非均衡。这主要表现为制度供给与现实需求、制度绩效与人民期待的非均衡。这种局面的主要成因是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建设的动力因素与阻力因素存在非均衡状况——阻力大于动力。实现当代中国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建设的均衡变迁,应大力提高制度供给水平,综合运用制度变迁手段,着力营造强大民意氛围,建立统一完备的领导干部财产信息系统。     

我国大部制改革成效、不足及对策建议

2007年,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们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整合机构”。2008年,国务院率先实行大部制改革,整合了五个大部门,随后各级地方政府也展开了行政体制改革运动。我国大部制改革历经多次,虽然成效显著,但就目前来说改革还存在着很多不足之处,诸如官本位思想依然存在、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矛盾及部门利益化倾向等。因此,正确研究大部制改革利弊,提供科学合理的政策建议对于我国大部制改革趋于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参政党领导人才培训开发状况、问题及对策研究

在中国民主政治进程不断推进、多党合作事业稳步发展的形势下,民主党派如何提升领导者素质和形成强有力的领导集体,是我们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基础。本研究中,通过问卷调查和行为访谈等研究方法,调查分析了当前参政党领导人才素质与培训开发的现状,并提出了执政党、参政党及参政党领导者自身都要高度重视培训开发工作;建立健全参政党领导人才培养机制、选拔任用机制以及考核激励机制;以素质标准为开发依据,突出核心能力建设,提升干部能力才干;创新方法,整合资源,建立有自身特色的参政党领导人才培训开发体系。     

国有企业反腐败与纪检监察研究综述

国有企业反腐问题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纪检监察系统已将国企内部监管作为重要工作内容。学者们至少已就相关问题达成两点共识：国有企业腐败危害深重,国有企业反腐败难度甚大。国有企业反腐研究从两个维度展开：加强企业内部控制、推进企业战略整合、创新国有企业纪检监察工作模式和权力制衡机制、利益冲突化解机制、文化建设与可持续发展机制等改革与创新。目前国内相关研究还是希望与号召较多,分析与解释较少;实践经验较多,理论研究较少;专门研究较多,系统研究较少。     

东南亚宪政民主发展的路径与模式探略

宪政民主制度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二战后东南亚主要国家经历了由民主政治到威权政治,然后又回归民主的三部曲,形成了所谓的东南亚宪政主义。在第三波全球性民主化浪潮中,东南亚国家宪政的发展引人注目,其显示的特质、路径和模式与西方古典宪政相比具有若干不同之处。东南亚宪政主义发展的路径和模式表明,不能盲目照搬西方国家的经验和发展模式,而应该立足各国实际,建立适合东南亚地区国情的民主制度。     

于成龙家训:家国共建有德有“分”社会

家训以治家训子为本务。好的家训既是家族繁荣的重要保障,也是国家文化的重要体现。一代廉吏于成龙的家训,蕴含着家国共建有德有“分”社会的治家治国理念与路径。于成龙家训立意于家国共建,主张通过官员改善家风来引领社会风气,实现国家风清气正。“德”是其思想内核,包括孝敬不违礼、勤俭不奢靡、宽仁不刻薄、公道不欺诈、高洁并立志五种美德。“分”是其精魂所在,通过要求家族成员遵守在家庭与社会中的本分、随分而行,来实现家国的和谐稳定。于成龙家训以训治家、以家治国,最终谋求家、国的共同发展,具有典范意义。     

法律冲安时的适用标准——以刘家海诉交警部门案为例

法律毕竞是人为制定的规则,法律之间的冲突从某种意义上是不可避免的.司法,作为规则之治的终结者,自然需要对冲突的法律进行选择适用.尽管立法法已经出台,但现实的司法判决表明,法律冲突时的适用标准依然存在问题.刘家海诉交警部门案就是一例.通过将该案的争论焦点渐次展开可以发现,立法法中貌似明确的适用标准起码可以进行三个方面的补充:一是原则考量的引入,二是立法权替代立法机关进行解释,三是社会效果考量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