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社会对全球安全倡议的多重认知与中国的推进策略

全球安全倡议是破解全球安全困境的中国方案。全球安全倡议提出后受到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相关分析对于全球安全倡议提出的背景、意图、价值、实施步骤和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多方面解读。这些分析认为中国提出倡议的动机主要包括打造新安全秩序论、贡献安全机遇论、提升安全话语论、维护国家安全论及另起炉灶论等。全球安全倡议能够纠正国际安全秩序失衡状况，推动构建国际和地区安全新架构，同时动摇美国对国际安全事务的霸主地位，提升中国的国际安全话语权与地区影响力。当前，国际层面的分析从评估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的意图转向批判性地评估中国将倡议付诸行动的能力。总体上，国际舆论对全球安全倡议可行性的态度包括积极响应、谨慎乐观、中立观望、质疑担忧和否定抵制五派论调。国际负面认知的原因既有西方地缘政治安全的理论荒谬原因，也有美国追求对抗性权力博弈的实践霸道原因；既有国际倡议被误读的一般原因，又有安全倡议被误读的特殊原因；既有国际社会根深蒂固安全竞争的外部原因，也有倡议作为新理念尚待具体化的内部原因。基于“舆论—回应”机制，中国应理性看待这些负面认知，采取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消除部分国家对全球安全倡议的误解。坚持多方位传播，推动更多国家支持并加入全球安全倡议，打造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探索中国特色热点问题解决之道。     

主体弥散化与主体责任的终结：ChatGPT对全球安全实践的影响

在人工智能时代，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通用大模型将可能冲击全球安全互动中的“主体责任制”，造成安全主体的模糊化与责任缺失、安全客体责任的离散化与安全责任追责难等一系列问题。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由弱向强、迭代演进的技术发展逻辑，不同技术阶段的“主体性危机”与“责任危机”的形态和程度各异。在弱人工智能时代，低智性通用大模型的赋能作用可能会强化安全互动场域中的边缘安全主体责任。安全互动呈现出多重安全主体并存与安全客体责任离散的互动模式。在强人工智能时代，通用大模型被拟造为“类人”主体，成为多重安全主体中的一分子，安全互动呈现出无秩序形态。既有安全主体可能会表现出过度依赖算法和主体权力被侵蚀的特征，而安全客体则表现为普遍卸责和主体责任终结的特点。为解决上述问题，需要从安全主体互动的“主体间性”层面入手，在弱人工智能时代，可利用区块链与人工智能技术形成合力，并细化事前责任；而在强人工智能时代，则可凭借大国协调，在确立智能体“半主体”身份后，建立一种“监护人”制度，在主体间性的逻辑上开展全球安全实践。     

论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两次革命”北大核心CSSCI

邓小平确认社会主义改革是“一种革命”,称之为“第二次革命”。因为他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统称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即“第一次革命”。作为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第一次革命论”改变了以往把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看作两次独立的革命的传统观念。两次“革命论”的提出与确立,有助于人们从这二者之间的关系角度进一步深入认识“第二次革命”发生的原因,揭示和把握社会主义社会改革与革命的一般规律,从而提高参与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自觉性。     

法学意义上的法治思维

法治思维在本质上与法律思维的含义是一致的。法律思维的要义是对法律方法的把握。法律方法论的核心是法治原则之下的法律思维规则。然而，人们主要是从政治功能意义上界定法治思维，而对法治思维的法律方法论基础视而不见。法治中国建设需要改变偏重权力政治的思维方式，这是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组成部分。在推进法治的战略措施中，法律思维水平的提升相对容易做到，这是搞好法治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在法治思维被确定为领导干部基本素质的要求后，确定法治思维的定义，对训练法治思维和提升法治能力有重要的建设性意义。对法治思维定义需要在对政治理想与法治现实、法治的历史与未来、政治功能与专业素养、法治理念与实现方法关系的思考中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