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改革，增强抗风险能力——关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几点思考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不仅要采取果断措施减少损失、确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而且要抓住机遇,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加快深化改革,增强实体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推动外向型经济和内需拉动型经济协调发展,促进金融体系创新与监督机制的完善,推动建设国际金融新秩序,从根本上增强我国经济抗风险能力和实现持续稳定发展.     

思潮、理论、政策：冷战后主流国际政治研究的新动向

冷战后主流国际政治学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在思潮方面主要有“共产主义失败论”、“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民主和平论”、“第三条道路”、“主权理论”;在理论研究方面主要有“建构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全球治理理论”、“国际社会理论”、“国际机制论”、“多边主义”、“现实主义”、“世界秩序新论”;在政策方面主要有“人权外交”、“新干涉主义”、“单边主义”。这些不同方面揭示了各自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以及三者间的相互关系,预示着未来国际政治研究的发展趋势。     

凡尔赛体系未能维护一战后世界和平的原因探析

一战后建立起来的凡尔赛体系从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着种种危机,存在着内生性的缺陷和无法消弭的张力。美苏两侧翼大国被排斥在该体系之外;对德国的苛刻惩罚一方面埋下了复仇心理,另一方面也增强了德国的地缘战略优势;少数民族问题和委任统治,引起体系内主导力量边际效应;赔款、安全等问题引发利益分配不均导致体系内大国之间的罅隙。正是这些相互交织的结构性缺陷导致凡尔赛体系未能维护一战后的世界和平。     

俄罗斯外交传统与冷战后俄外交政策的特点

俄罗斯独立以来的外交政策在继承了其外交传统的同时，又具有自身的某些特点，它们反映了世纪之交在俄罗斯国内和国际舞台上所发生的一系列根本变革。根据外界形势的变化和本国利益的具体驱动，俄罗斯外交的行动准则几经调整。冷战后俄罗斯外交有三个突出特点，即全方位的平衡外交、维护国家利益的务实外交、确保大国地位的积极外交。     

关于21世纪前期中国第三世界战略的基本思考

冷战结束以来的第三世界的分裂和分化使中国在第三世界大体一致的总体利益受到弱化 ,中国在第三世界的利益更加显著地表现为层次性和区域性的分布 ,从地缘政治以及地缘经济的角度考量它们与中国国家利益的关切 ,基本上可以界定为三个轻重缓急各不相同的战略层次 :核心区域、重点区域以及一般重点区域。中国国家利益的这种分布和特点规定了中国针对不同区域的地区战略应在以往第三世界总体战略上进行侧重点各不相同的创新性取舍。     

论非传统安全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非传统安全研究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传统安全研究的反思和发展。非传统安全研究强调人的安全的普世价值取向,但在其他非传统安全问题“安全化”的背后,隐藏着国家利益的诉求。非传统安全问题对国际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康德文化的建构成为可能。面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共同威胁,中国政府创造性地提出了“和谐世界”的新理念。     

政体科学与当代中国政体分析

从内在视角出发、重视对制度的选择、运用实践理性是政体科学的特征,当代中国需要发展政体科学.在政体科学视野下探讨当代中国的党政关系问题,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政体一个正式的组成部分,并讨论了如何改善党的领导问题.当代中国政体最严重的缺点是忽视制度作为发现的程序,因此需要引进联邦主义和普通法司法.     

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对俄罗斯的不利影响

欧盟东扩对俄罗斯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其中虽有积极方面,但消极方面尤为突出。中东欧国家的“入盟”,使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受到挤压,经济贸易受到损失,人员往来受到限制,边界纷争更趋严重,历史问题也引起了尖锐矛盾。     

公民权利与苏联演变

苏联公民权利的总体状况,可概括归结为以下5大特征:其一,公民权利的总量不断增多;其二,公民权利的质量不断改善;其三,发展中存在不均衡的现象;其四,社会权利兑现得比较好;其五,政治权利的实现差强人意.随着社会结构和公民需求的变化,苏联人民的民主要求与僵化的苏联政治体制的矛盾不断加深,最终构成为推动苏联演变的重要因素之一.     

“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建构——以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革命为例

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通过重新解释中国近现代历史、将中国的政治腐败和社会苦难归因于“帝国主义”等方式，成功地建构了一套“帝国主义”话语，为中国的民族革命提供了现实的革命对象，也使中国的国际政治秩序观念发生了范式性的转换。从此，中国进入现代国际秩序的方式不再是被动地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支持的“主权国家”体系并加入竞争，而是根据世界革命的原则推翻这一现存秩序，构建新的以德性为基础的世界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