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建构——以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革命为例

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通过重新解释中国近现代历史、将中国的政治腐败和社会苦难归因于“帝国主义”等方式，成功地建构了一套“帝国主义”话语，为中国的民族革命提供了现实的革命对象，也使中国的国际政治秩序观念发生了范式性的转换。从此，中国进入现代国际秩序的方式不再是被动地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支持的“主权国家”体系并加入竞争，而是根据世界革命的原则推翻这一现存秩序，构建新的以德性为基础的世界秩序。     

从区域治理视角看东盟在东亚区域化中的地位

东亚区域化现状中的争议热点除了大国关系,还有一点在于,东盟在东亚区域化进程中的主导地位是否合理。东盟在东亚区域化中的地位受到质疑,与其政治经济实力的弱小有关,但并不能因此否认东盟的重要意义。从区域治理的视角来观察东盟,可以更全面地认识到东盟的积极意义。东盟治理的独特机制是在长期的国际互动中形成的有效制度形式,构成了东盟相对成熟的制度能力,也是东盟在东亚区域化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来源。随着东盟将其区域治理机制扩展到整个东亚区域,切合东亚现实状况的东盟治理机制将为东亚区域化提供不断推进的有利选择。     

解析俄欧能源合作中的过境运输问题

欧洲是俄罗斯传统的、重要的能源出口市场.对欧洲国家来说,重要的是如何从俄罗斯获得长期而可靠的能源供应,而俄罗斯针对欧洲的能源战略主要以大力发展能源出口为目标.由于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在运往欧洲消费市场的途中必然要穿越多国国境,因此过境运输问题在俄罗斯与欧洲能源合作中越来越受到重视.     

从碳循环与政策周期的视角看我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

我国已认识到气候变化对其经济发展、生态稳定、社会生活等带来的实际危害以及潜在威胁。同时,作为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气候问题,我国的气候变化状况及政策应对也关系到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对此,我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旨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防止气候变暖的政策措施。但是一段时间内,这些政策并未得到很好地落实,气候治理的效果并不理想。从碳循环与政策周期关系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研究发现,碳循环与政策周期的差异已经成为我国相关环保政策没有得到落实的深层原因。因此,无论在将来的政策制定还是推行过程中,都应当将碳循环与政策周期的不一致这个隐形障碍作为其内生变量,予以足够重视,从而为我国气候治理进一步扫清道路,以取得显著效果。     

热话题与冷思考——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新时代中国外交”的对话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外交思想,随后又将其写入新党章和新宪法,成为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又在十九大报告中作出了明确概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对于这个当今国际关系学界和实务界都十分关注的外交新理念而言,它提出的背景和意义是什么?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背景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作用和价值何在?它对未来的中国又会带来哪些机遇和挑战?针对这些问题,本刊特邀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就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讨。     

中国古代孝道与政治

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视孝道的国家。然而,在中国古代社会,孝道被统治阶级利用,介入政治生活,从而成为维护阶级统治的精神支柱,政治斗争的工具和选拔、任用、奖惩官吏的依据。正确理解中国古代的孝道,剔除封建糟粕的影响,对于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道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考茨基和卢森堡关于俄国十月革命性质的理论差别——纪念十月革命胜利90周年

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两位著名的理论家考茨基和卢森堡在如何认识俄国十月革命性质的问题上存在着理论差别。考茨基从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以及实现社会主义的一般先决条件出发,认为俄国十月革命是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卢森堡通过对俄国革命起因及其过程进行分析,认为十月革命是一次无产阶级领导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     

东北振兴与东北亚经济合作

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显示了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生机与活力, 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唐一体 化方兴未艾, 区域经济合作已然成为时代的潮流。东北地区独特的地缘优势, 相同或相近的文化、政治、经济特征 决定了东北成为新兴快速发展地区的可能性。而东北亚作为亚洲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体化的趋势渐渐显现, 东北地区在东北亚的独特地缘优势决定了其必然有所作为。振兴东北战略实施一年多了, 制度创新成为这个阶段 的主旋律。我们把东北振兴置于国际国内区域经济合作这个视角下提出了东北地区一体化和东北亚经济一体化 联动发展的战略构想。     

实现协调发展的对策研究

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要实现协调发展,就要推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协调发展;要促进城乡、区域的协调发展;要促进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协调,更加关注弱势群体。     

列宁时期俄共（布）中央机构的创立和权力结构的运行

随着俄共（布）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俄共（布）的中央机构逐步建立起来。俄共（布）的中央机构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党代表大会、党代表会议,二是中央委员会及其政治局、政治局、书记处,三是中央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这三类中央机构的创立,体现了权力的分工和制约。这种权力结构,是列宁为俄共（布）和国际共运留下的宝贵遗产,对当今中国共产党加强和改进党内民主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