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向何处去？

中美关系经历2010年初的博弈并转圜，下一步将走向更深刻的战略竞争还是长期战略稳定？本文从国际体系变迁和世界权势转移两个视角出发，总结分析了近期中美关系变异的新特点、美国对华战略判断的新变化，在此基础上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势进行了探讨。与其说得出了具体结论，不如说提出了新的问题。因为中美关系的走向从来就是多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美中未来合作领域

随着"世界范围内他者的崛起",世界权力逐步向单个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分散,美国单边主义做法难以为继,多边主义国际合作越来越重要.在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等领域,美中合作尤为重要,并存在着一系列合作议题.在核不扩散、朝核问题、地区安全机制等传统安全领域,"失败"国家、人道主义援助与灾难救援、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领域,以及海事、航空、网络等国际公地,都有足够的合作空间,中美双方应加强对话与合作,以推进国际多边合作.     

大变局下美国两届政府对华政策的差异、影响与启示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以战略竞争为名全面遏制打压中国成为美国跨党派共识,共和党的特朗普政府开启了遏压进程,民主党的拜登政府则予以延续和发展。在实施该战略的过程中,这两届美国政府在目标、手段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特朗普政府更为极端和强硬,单边主义色彩更浓,不惜对华发动全面“新冷战”;拜登政府强调与中国长期竞争,在遏压中国的同时注重“管控竞争”。这种差异与两届政府的人事特质,以及两党的竞选策略、意识形态和所代表的利益集团不同有关。两届政府对华政策的差异,因包含一定的党派性因素而具有长期性。2024年大选后,如果共和党掌控白宫,美国对华政策将出现新变化。中国应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根据美国对华政策变化的国内政治机理,根据形势需要处理与美国不同政府、不同党派的关系,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     

亚太多边安全合作与中美关系:制度的视角

近年来,亚太多边安全合作呈现良好发展势头。在中国崛起、中美同时成为亚太安全的主要角色的背景下,多边安全合作在缓和中美竞争和冲突中的作用令人关注。本文试图结合制度理论,探讨亚太多边安全合作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本文认为,亚太多边安全合作有助于增进中美互信,但这种合作并没有发挥最佳效益,反而成了中美相互抵消对方影响的工具。尽管多边安全合作的作用有限,但在亚太安全结构处于变动的转折时期,多边合作仍不失为中美缓和对立、消除疑虑、实现共赢的政策选择。     

中美关系新阶段中的战略“失语”与战略稳定探索

过去几年,中美关系从国际体系内的霸权国家与国际体系外的相对较弱国家之间的关系,演变为国际体系内的守成强国与崛起强国之间的关系。这种变化导致中美关系告别了过去四十余年的"接触—融入"战略框架。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后,两国需要一个双方都可接受的、新的战略稳定框架,以确保中美关系的长期稳定。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两国迄今尚未能形成可以为两国关系实践提供战略指导的新框架与新论述。美国方面出现了以亚太政策代替中国政策等问题;中国方面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概念也未能获得美方很好地理解与接受。因此,过去几年中美关系进入一个缺乏宏观战略共识指引的新时期。这是过去几年中美关系中的竞争面、消极面日益凸显的重要原因。让人鼓舞的是,中美两国领导人在危机管控、全球议题合作等领域,正在以逐案处理的方式,为两国摸索新的利益边界。这种探索或许能够导致中美两国形成新的稳定框架,其产生的"正能量"与中美结构性矛盾自然产生的"负能量"之间的"竞赛"将决定未来一段时间内中美关系的移动方向。不过,两国领导人的这种尝试未来也将面临美国政治周期变化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矛盾：演变与逻辑

近年来,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矛盾持续发酵,逐渐形成安全利益、理念和地区安全秩序构想的全面对立态势,成为影响中美和平共处的重要因素。秩序疑虑与热点问题的对立是中美在亚太地区安全矛盾的主要表现。中美亚太安全矛盾的全方位突显,根本上源于两国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权力转移态势,是中美总体力量差距背景下局部力量平衡的表现。这种力量平衡表现为:中国作为地区经济中心与美国作为地区安全中心的“二元结构平衡”;中国作为陆权大国与美国作为海权大国的“陆海权力平衡”;在中国近海区域,中美权力均衡态势初步形成。在此过程中,中美对既有安全矛盾管理的失效以及彼此安全威胁认知的反复塑造,客观上增强了矛盾对立的烈度,安全困境逐步形成。随着权力消长和政策互动,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困境,逐步呈现出从经典安全困境转向“国家引导型的安全困境”加剧的趋势。未来,中美亚太安全矛盾仍然会受到结构性因素的影响,而经济相互依存趋势、技术发展引发的军事威慑变化、意识形态竞争以及非传统安全合作等因素,则将决定既有安全矛盾是否会走向冲突。     

应对危机 寻求突破——奥巴马第二任期的全球战略简

2013年是美国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的第一年。一年来，美国全球战略出现了哪些动向与新特点？究竟应该如何看待美国战略走向？美国究竟是处于战略收缩还是战略扩张期？其战略重点究竟是在亚太还是在中东？本文尝试对以上问题作出回答，     

美国政治极化与对华政策的极端化

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两党的斗争异常激烈,政治极化程度之深为近几十年来所罕见,有学者甚至称其为"超级极化"。面对政治极化及其背后的深层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为巩固执政权威、两党政客为解决国内经济问题,都将对华强硬作为优先事项。美国部分学术界精英等提出为了凝聚人心和强化国家认同,呼吁与中国开展新冷战。这股强大的力量与中美两国结构性矛盾趋于尖锐一起,共同推动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极端化。但与中国对抗无法缓解美国激烈的党争,难以改善其国内的不平等问题,也解决不了美国国家认同面临的长期挑战。美国要走出政治极化,需要共和党或民主党通过选民重组获得对另一方的压倒性优势,从而长期主导政治议程。未来美国的党争还会非常激烈,但不管其国内政治如何演进,美国对华强硬的趋势都很难改变。     

美国的“伊斯兰恐惧症”探析

特朗普及其团队的系列反穆斯林言行,反映了美国社会中根深蒂固的"伊斯兰恐惧症"。其在美国主要表现为四点:一是公开否定和敌视伊斯兰教,将之与极端主义挂钩;二是公开歧视、孤立甚至攻击穆斯林;三是对伊斯兰文化传播及穆斯林人口增长的忧虑和排斥;四是在外交方面对伊斯兰国家及穆斯林群体的歧视和攻击。"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并非新现象,其产生和盛行有复杂的原因,包括历史、制度、社会和直接原因等。"伊斯兰恐惧症"的蔓延对美国国内团结、社会稳定及对外政策都产生了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