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说文》校勘评议

在清代的《说文》研究中,校勘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以《说文》名家的钮树玉、严可均、段玉裁、王筠等无不倾力于此,然而他们的校勘颇有不同。清人的校勘表现出两种性质:一是以力求恢复《说文》原本为目标;一是以《说文》为基础,超越原书,进而实现自己心目中理想化的《说文》为己志。理清清代《说文》校勘的性质,对《说文》学史、校勘学史的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     

民俗书写的权力与权力实践

长期以来,民俗学者一直在从事单向度的民俗书写,忽视了当地人参与民俗书写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并且视之为理所当然,对此等状况缺乏应有的反思。正规的学科训练和所拥有的理论素养,给予了民俗学者的话语霸权和独白式书写的合法性,而民间和上层两种知识体系的二元对立,成为书写权力结构构筑的基础。民俗之“民”既是俗的主体,也应该是民俗书写的主体。书写权力回归民间,搭建民主、平等、公正的民俗书写平台,出产交流的、对话的、共享的民俗志,是推动民俗学学科步入新时代的革命性举措。     

“整理国故运动”衰歇原因探究

“整理国故运动”虽曾在民国知识界风行一时 ,但时至 2 0世纪 30年代中后期 ,一方面因为其自身缺陷的内在制约 ,另一方面也由于主观心态的转变和客观条件的限制 ,“整理国故运动”最终难以为继 ,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歇 ,逐渐退出了近代中国的学术舞台。     

“媒体审判”负面效应批判——兼论构建传媒与司法间的和谐关系

"媒体审判"背后实际上是两种理念的冲突表达自由与司法独立.在我国现实语境中,这两种价值都有保护的必要,因此,我国应当采取有效手段对表达自由和司法独立之间的紧张关系进行平衡,从而建构司法和传媒间的和谐关系.     

论中国当代文学的言语暴力叙事

中国当代作家面对语言,往往呈现出一种复杂矛盾的情感状态:一方面试图冲破语言带给他们的历史记忆创痛,在作品中书写语言暴力带给人的命运悲剧,以此反思中国的具体历史情境;另一方面,他们在自己的创作中又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语言暴力记忆的深刻影响,致使语言本身带有"文革"痕迹,也使得语言存在着阴柔化、复制性、单调粗糙的缺憾。本文试图探究中国当代作家的各种不同类型的言语暴力叙事类型,探究他们在言语暴力叙事背后隐含的创作主旨和文化意图,以及与中外文学资源之间的内在联系。     

新时期以来梁启超文艺美学思想研究述论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其毕生所涉猎范围极广,囊括有文学、美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新闻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并且在众领域都颇有建树。20世纪80年代之后国内对梁启超的研究形成了一股热潮,从文艺学、美学角度对梁氏思想进行研究的著论也日趋丰富和不断深入。总体而言,新时期以来的梁启超文艺美学思想研究可从以下方面把握:(1)具体文体角度的研究;(2)美学视角的切入;(3)现代性研究范式的引入;(4)横向比较式研究;(5)历时性的梳理。     

论王筠“古今字”观念的历史继承性

“《说文》四大家”之一王筠的著述中有着大量对前代学者“古今字”指论的转引。这些上至两汉下迄乾嘉的材料反映其“古今字”观念和前代学者一脉相承．是全面评价王筠“古今字”观念以及客观总结“古今字”学术史的重要凭借。忽视这种历史继承性，而以今律古地认为王筠“分别文”研究是立足于“造字相承关系”阐论“古今字”并改变了这一术语的定义。是值得商榷的。     

“情”与“礼”的延宕——再说《莺莺传》的悲剧形成

<正>对于唐代三大传奇之一的《莺莺传》,在漫长的文学批评史中,研究者们多把焦点定位在造成这出爱情悲剧的原因上。从20世纪20年代至今,形成了以下几种主要的看法:第一,唐代门阀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文人"热衷仕宦"的心理。以陈寅恪、王季思为代表,认为由于崔莺莺家道不振,无法提供张生追求仕宦所需的权势,由此造成二人分手。第二,张生的性格因素。姚瑾的《试论〈莺莺传〉崔张离异的原因与性质》认为张生性格中还存在着轻视女性,甚至视女性为玩物     

高校BBS上的舆论特点及其引导机制

从传播学的角度出发,利用统计数据、文本分析和国内一些著名高校的实例,分析了高校BBS上的学生舆论特点,并提出了对高校BBS进行有效舆论引导的方法和机制。     

《哈姆莱特》经典独白解读

《哈姆莱特》的第一幕第三场中有哈姆雷特关于生死问题的经典独白，这段独白可以说是深入认识哈姆莱特个人性格甚至是理解整个戏剧的关键。独白不仅是针对哈姆菜特个人的复仇计划同时也包含着深刻的意蕴。长久以来，学者们对于这段经典独白有很多不同的解读。本文将从哈姆莱特个人性格、戏剧情节、社会意义等角度深入解读这段独白在戏剧中的合理性和不可或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