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基层民主竞选的动力分析——解读“北京现象”

“北京现象”所反映的我国公民自主竞选人大代表的动力,来自于市场取向的改革所催生的民主权利意识、法律规则意识和民主竞争意识,来自于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和利益表达的政治化,来自于领导层执政理念和方式的转变,来自于开放互动的公共舆论空间以及知识分子力量的日益壮大。     

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乡镇政府改革

乡镇政府作为直接面对农民的基层行政机构,其改革受到各界关注。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给乡镇政府改革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乡镇政府面对机遇和挑战,必须从准确定位乡镇政府职能、优化乡镇政府机构、加强乡镇干部能力建设、转变乡镇政府工作方式、理顺县(市)乡的关系等方面进行改革,以提高乡镇政府的行政能力和服务水平。     

商品生产与社会主义:解读马克思和斯大林的"对立"

在社会主义社会 (共产主义第一阶段 )是否存在商品生产的问题上 ,斯大林和马克思的不同观点实际上是一致的。斯大林讲的社会主义社会不是马克思讲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 ,而是马克思讲的过渡时期的一个特定的阶段 ,马克思并不否认在这样的阶段存在商品生产。在商品生产会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的问题上 ,斯大林和马克思的观点也是一致的 ,马克思讲的是价值规律作为基本规律的商品生产 ,斯大林讲的则是价值规律的作用受到一定限制的新型的商品生产 ;斯大林并不否认在价值规律的自由调节下会导致资本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属于马克思讲的过渡时期的比较初级的阶段 ,我们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 ,也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发展关于商品生产的理论。     

环境权:一种新兴的现代人权

人权是最基本的权利,环境权来自人权。生存权位于人权的核心,而环境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是不可剥夺、不可放弃和替代的权利。如果没有环境权,传统人权体系中的生存权就不可能得到完善的保障。环境权源于生存权,但超越了生存权,因此它是一种新兴的现代人权。     

中国改革路径的产权分析

中国的改革经历了重新界定产权的过程。这在中国体现为一个分权化的过程 ,包括政府向企业放权和中央向地方分权两个方面。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产权状况的基本特点是“政 (府 )事 (业单位 )不分”、“政 (府 )企 (业 )不分” ,政府全面介入经济和社会。政府作为政治组织 ,承担着政治、社会和经济等多方面的任务。产权制度的出现是为了适应市场经济运行的要求 ,它的建立是从分权开始的 ,分权又催生了私有产权 ,中国产权制度的重要内容是对私有产权的保护。中国正在建立的产权制度的特点是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并存 ,国有经济占主体地位 ,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成为监管的主要任务。     

论法人的侵权行为

法人与自然人一样 ,具有侵权行为能力。但法人的侵权行为是指法人以自己的行为致人损害 ,其法律要件与法人就他人 (法人成员 )的致害行为所承担的民事责任有所不同。法人侵权行为的成立 ,须具备以下条件 :须为法人的代表机关 (代表人 )或其他有代表权的人之行为 ;须为因执行职务而致人损害 ;须执行职务之加害行为构成侵权责任的条件。法人对其代表人执行职务的致害行为 ,应对受害人单独承担全部责任 ,然后得根据法人章程或者公司法有关规定 ,对有过错的代表人进行追偿或者处罚。     

超越“Trade off”——对公平与效率的几点新思考

目前对于公平和效率问题的讨论 ,已经陷入了一种困境。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且这种困境将继续下去。在简要回顾了已有理论的基础上 ,本文着重提出了关于公平效率问题讨论的直角坐标系图法 ,构建了度量社会公平程度的社会公平系数 ,衡量社会在公平和效率上存在问题的社会总体问题指数 ,以及衡量不同政策、不同国家、地区、社会等公平和效率达致程度并使之能够相互比较的社会公平效率总体效应指数。     

进入21世纪的日本共产党

在即将进入 2 1世纪的 2 0 0 0年 1 1月 ,日本共产党召开了第 2 2次代表大会。以此次大会为标志 ,这个拥有 80年历史的政党正在力图实现自身的巨大转变。这种转变主要表现为 ,对党的性质进行了重新界定 ;作为党的最终奋斗目标的“共产主义社会”被“共同社会”所取代 ;“资本主义框架内的民主改革”成为实现“共同社会”的途径 ,“社会主义革命”从党章中消失 ;进一步明确了对社会主义的基本立场等。日本共产党决意开始这种世纪性大转变 ,既有其自身组织能力严重退化的原因 ,又有日本社会结构深刻变化以及冷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     

七个不平衡:中国律师业的现状与困境

德恒律师事务所和“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德恒论坛”于2005年1月10日在中国人民大学贤进楼举行了隆重的开坛仪式并进行了第一次讲座。该论坛将每月举办一次,邀请中外知名法官、律师、学者,就当前诉讼制度和司法改革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发表看法。未来三年内,三大诉讼法与《律师法》将会有新一轮修改,在此背景下,本论坛第一阶段的目标就是为法律的修改提供一个非官方的相互交流、推动立法完善的平台,创造一个中外专家学者交流的桥梁,提供一个展示律师界理论水平和参与立法的渠道。论坛第一讲的题目是“中国律师的走向——《律师法修改前瞻”。主讲人为德恒律师事务所主任、首席全球合伙人王丽博士;主持人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陈卫东教授;评论人为司法部律师工作司李仁真副司长、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陈兴良教授和德恒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全球合伙人李贵方博士。主讲人王丽女士在演讲中提出了关于中国律师的六大走向,尤其是她提出的“建设中国律师文化”的观点,得到了全体在场专家的高度认同。陈兴良教授关于中国律师业目前存在的七个不平衡现象的阐述全面而深刻地反映出当前中国律师业发展现状和面临的问题。李仁真     

“常识”与传统中国州县司法——从一个疑难案件(新会田坦案)展开的思考

自晚清变法修律以来,学界多批评传统州县司法的主要弊端是行政兼理司法和与此相关的非专业化司法,现在发现了大量反映传统司法实际运作的司法档案材料,此种观点有了反思的必要和可能。事实上,从传统中国州县司法的实际运作来看,其重点是查清案情和进行判决,起决定作用的是“常识”而非“专业知识”,而且“常识”才是传统地方司法所真正需要的。这种“常识”包括了“律学常识”、官员“伦理常识”和“地方性常识”等部分,从而具有浓厚的主观性、地方性和个人化特征,使得传统地方司法更依赖于官员个体。从司法独立和专业司法的眼光来审视传统是一种时代错位,它忽略了制度与社会需要之间的对应关系,既不利于学术研究,同时也回避了建立现代司法体系的真正阻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