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历史认识问题中的美国因素

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在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上同亚洲各国背道而驰并越来越远,是与美国在占领日本时期对日不认罪态度的纵容、旧金山和会至冷战期间对日本的庇护和扶植、冷战结束以来怂恿和帮助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政策分不开的。美国出于地缘战略的需要,其对日政策将是长期的,中日关系中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分歧也将是长期的。     

当前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困境与新视野

当前中国的政治学研究领域,从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看,呈两极分化的局面一方面是研究宏观的政策与制度;另一方面是研究非常低层次的单位,如农村等微观单位。然而,中国政治学研究在宏观、微观这两个领域都遭遇到了困境。有鉴于此,本文提出了以县级作为中观分析单位,并尝试以“地方国家”作为研究中国县级政治的概念、以县委、县政府、县人大作为中国县级政治研究的关键词,以区别于西方政治学语境下的概念。在分析角度上,本文认为可从政治系统和行为主体两方面来探讨县域政治的运作和本质特征。     

社区品牌文化:成效与限度——基于宁波市后大街社区实践的思考

社区以打造品牌文化作为发展自身文化的一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社区居民生活、提高了社区治理能力、保障了居民文化权益,但也存在违背公共文化服务精神、消解普通居民的参与积极性,削弱社区居民归属感等可能限度.因此在发展社区品牌文化的同时需要综合考虑大众文化需求、厘定政府与社区的角色职能,给社区以适当自主性,更好地发挥品牌文化效应,促进社区文化的发展.     

从城乡统筹发展到城乡一体化——兼论党的十八大对新时期城乡关系的总布局

当代中国在解决城乡关系的矛盾中走过曲折的发展里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我国城乡关系的发展开辟了广阔道路.党的十八大关于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战略和总布局的提出表明,我国城乡关系已经走过政策性调整阶段,进入布局性和制度性建设阶段,走过了着力于解决城乡关系的矛盾和危机阶段,进入主动地根据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而正确处理城乡关系的新阶段.在现实意义上,这是实现党的十八大所确立的发展方式转变和城乡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体现;在更深远的意义上,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懈探索的新成果,这将对中国未来产生重大影响.     

协商民主视角下的情理法关系分析

协商民主制度要求商谈的主体、商谈的问题、问题解决的路径和方式、问题解决的方案和结果等都要合情合理合法。只有这样,协商民主制度才能贯彻落实到位。因此,协商民主必然要求情感、理性和法制等三者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或者统一性。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来探讨协商民主视角下的情理法关系:一是探讨三者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二是探讨三者在协商民主背景下的内在统一性;三是如何在协商民主过程中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     

浅析“十一五”期间我国节能减排成效与不足

"十一五"期间国家节能减排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从内容上主要集中电力产业、水资源利用、天然气使用方面的减排。体现在以上资源的能耗降低、化工物排放减少,水资源用量下降。从结构上看侧重在第二产业,如生产制造业项目上包括(工业)耗能、大企业减排、落后产能淘汰。但是总体看现阶段减排仍停留在初级阶段,主要以"淘汰""、限制"方式为主,实行减排企业,改革方式不够彻底。随着减排的深入和扩展,效果将会减缓。     

从国际法的角度看中日钓鱼岛争端中的美国因素

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中,美国因素贯穿始终。从国际法角度来看,正是由于美国一再违反国际法条约、不履行所承担的国际法义务的行为,造成了中日钓鱼岛争端的现状。随着国际形势变化,美国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中扮演着不同角色,辩证地看,其中既有发挥正面效应的积极因素,也有产生负面效应的消极因素。在钓鱼岛争端中必须充分利用积极因素,有效应对消极因素,并在一定条件下促成消极因素向积极因素转化。     

略论两岸城乡统筹发展政策

两岸城乡统筹发展的政策既包括整体性及综合性的,也包括区域性及专门性的。从两岸整个城乡统筹发展的历史进程和现状看,这些法规政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两岸各自的城乡统筹发展所起的作用不尽相同,但无疑对两岸各自的城乡统筹发展都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由于海峡两岸具有高度相同的历史、人文等背景,通过对两岸城乡统筹发展政策的分析比较,可以为大陆地区未来制订城乡统筹发展政策提供一个参考[1]。     

和合生一:民族地区的社会和谐与文化融合——对新疆地区和谐社会建设的思考

新疆是我国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比较复杂的地区。本文通过对新疆地区社会冲突及其治理的历史和现实的考察,从文化的角度对冲突的根源进行解释。认为新疆地区的一些民族和社会冲突与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密切相关,强调民族地区的和谐与治理不能单纯依靠军事和政治,也不能搞惟经济论,要致力于文化融合这一治本之策。和合生一,文化融合造就一体的社会,即和谐社会。     

分化的农村,复杂的治理

农村税费改革以来,在"以工补农"的大背景下,涉农的各项优惠政策、制度正在密集性地实施,自上而下的资源输入为乡村社会的发展带来重大的契机,社会各界无不期待乡村社会"善治"目标的实现。然而,大量的经验调查发现,乡村社会的善治目标并未如期顺利实现,相反,中国乡村治理呈现愈加复杂化和多元化的样态,一些地区甚至频频陷入基层治理内卷化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