浸润、缺席与建构: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网络语言境遇

网络语言已成为大学生网络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浸润中对大学生的思维与价值观念产生着重要影响。但是,目前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主体、内容在大学生网络语言生活方式中几乎处于缺席状态。针对大学生网络语言生活方式的特点与规律,应努力做到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主体在场、内容融入,并在社会层面优化网络语言环境,从而提高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有效性与实效性。     

这将是亚洲世纪吗?——对亚洲高科技发展状况的评价

台湾学者谢宏仁和澳大利亚学者克拉格·D.米尔在《当代亚洲杂志》2010年2月第1期发表《这将是亚洲世纪吗?——智识资本主义时代的中国大陆、印度、韩国和台湾地区》一文,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观察家因为亚洲经济发展表现显著而作出的亚洲崛起和太平洋世纪到来的预言提出质     

中国气候外交议题策略探析

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中国的外交话语杈偏弱，特别反映在哥本哈根和坎昆气候大会上，中国总是受到西方的指责，并承受了巨大的国际减排责任压力。要想提升中国当前的气候外交话语权，应在议题策略上有所突破，最关键的是要提出国际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中国方案的核心是为发展中国家争取经济转型的“缓冲期”策略，并在“公平承担份额”的原则指导下，制定“可实现、可完成”的“中度限额”减排方案。在此基础上，中国在气候谈判中还应更多地使用议题联系战略，迫使发达国家妥协，以更有效地维护国家利益。     

技术、异化和被遮蔽的权益减损——工厂社会学的一个观察

这一基于天津X微电子工业区青年工友的调查报告主旨在于描述全球化背景中产业链低端的青年工人的生命境遇并揭示其中的结构性因素。论文从资本和技术的全球视角展现处于双重低端的去技术工人的经济图景，从微观的劳动过程视角解释生产过程中的异化。论文将时间（生命周期）维度从心理层面和遭遇层面两个方面加入分析，在此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一种积极心态集体缺失的原因。     

东南亚国内政治对中国经济外交的挑战及对策思考

近年来中国在东南亚的经济外交面临着来自东南亚国家内部政治的系列挑战,主要表现为:反对党政治和多元利益集团增加了中国经济外交的难度;动荡不安的政治局势增大了中国经济外交预期目标实现的风险;活跃的非政府组织使得中国经济外交面临不利的政治舆论。为此,中国必须采取相关对策,以减轻这些国内政治因素的不利影响。     

新时期农村基层干部代际更替与乡村治理的关联——问题与框架

本文在梳理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讨研究新时期农村基层干部代际更替与乡村治理的关联时,几个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包括理清新时期农村基层干部代际更替的背景及影响因素,新时期农村基层干部代际更替的不同模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不同基层干部的群体特征,新一代农村基层干部的行为空间和行为方式及其对乡村治理的影响等;认为在研究二者的关联时,制度——行为——绩效是一个可行的分析框架。     

当代西方国家政党转型的潮流审视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当代西方国家政党发生了许多新变化。传统型西方政党逐渐衰退、政党中间化趋势不断明显,政党意识形态逐渐淡化、左右政党政策日益趋同,制定与执行适中的经济社会政策和进一步推进政党民主化改革以不断提高政党合法性,成为了当代西方政党建设与改革的潮流和趋势。科学认识西方政党转型的原因,深入把握西方政党建设的趋势与规律,对提高中国政党建设的科学性与先进性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俄罗斯转型进程中的社会结构分化及福利政策——以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互动为主线

20世纪70年代以后,俄罗斯进入了从传统的高度集权政治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民主法治体制转轨的社会转型期。私有化、市场化以及民主化造成了俄罗斯贫富差距悬殊、新兴的中间阶层出现和"边缘人群"泛滥等社会结构的分化与危机。针对转型中的诸多社会问题,普京时代俄罗斯社会福利政策的改革策略是强调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正和博弈"。俄罗斯"强国家—强社会"的新的治理模式对于同样处在急剧变革中的中国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创新无疑是有借鉴意义的。     

村级事务契约化管理的成效及其有限性

村级事务契约化管理通过契约形式,把村际各类事务以及各方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固定下来,为村级民主化、法制化管理提供了一个双向制约、平等互利、民主协商的平台。实践中,这项制度仍存在着配套政策未同步、全面契约不合理、农民参与不足、制度设计不规范等问题。为此,亟待建立和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村级事务契约化管理格局。     

论我国当代劳动关系存在的问题及修复路径

我国劳动关系的市场化转型已基本完成,但由于雇佣制度本身存在天然的缺陷,加之政府角色定位不明,工会角色缺失以及劳动者民主权利分享的失衡,我国当前劳动关系存在诸多问题。劳动关系主体力量对比失衡,劳动者权利被侵害的情况严重,劳资矛盾成为社会热点问题。我们应当厘清政府的职能,调整工会的角色定位,建立和完善多层次的劳动关系法律调节机制,使市场化的劳动关系在民主法治的条件下健康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