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安全的困境——论当代国际安全的文化价值基础

国际安全的实质是共同安全,有赖于国际社会在安全观念和安全战略上的基本共识。由于20世纪以来全球国际体系的形成及其文化多样性,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巨大变革,尤其是民族主义与大众政治的兴盛、超级强权的出现及其意识形态对立,此种共识或价值基础已相当"稀薄"。在战略文化上,存在着对抗型与合作型的差别;在安全观念上,存在着对国家安全、国际安全或全球安全的不同价值偏重;在安全策略上,存在着霸权、均势与制度等模式的竞争。而避免重大战争、维护国际体系稳定与各国独立生存仍然是国际安全的首要目标;促进经济正义以避免国际经济秩序失衡所衍生的国际国内冲突、应对影响人类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的全球性非传统安全问题,正成为新的难题。在安全相互依赖的时代,国际社会必须重建共识,奉行以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为价值导向的、真正的"国际安全战略",否则将难以摆脱纯粹自助与竞争型"国家安全战略"所造成的安全困境。     

晚清在华美国传教士与近代西方国际法的传入——以伯驾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由于种种原因,外国传教士成为重要媒介。在近代西方国际法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晚清寓华美国传教士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以第一位来华医学传教士伯驾翻译国际法的活动为中心,兼及丁韪良,论述了寓华美国传教士对近代西方国际法传入中国所作的重要贡献及其对晚清外交和中国国际法学发展的影响。     

美国的战略性对外援助：一种现实主义的视角

从国际政治属性、国家利益取向和对外政策工具等三个层面,现实主义理论剖析了国际关系中的对外援助,并初步阐述了“战略性对外援助”的政策意义。美国的对外援助具有战略性援助的典型特征,但随着对外援助的多元化发展,美国的对外援助形成了多元化的新格局,对外援助的变化体现了美国霸权地位的变化以及美国援助权力的转移。     

“土耳其世纪”国家战略愿景探析

当前,国际格局加速演进,区域大国土耳其在百年诞辰之际提出“土耳其世纪”这一新的国家战略愿景。“土耳其世纪”国家战略既涉及土耳其国内政治、经济、安全、外交,也是土耳其在总结百年治国经验基础上对于第二个百年的战略规划,更是土耳其对于未来国际秩序的理解和筹划。土耳其此时出台这一新的国家战略源于埃尔多安及其政党的选举需求,更源自新地缘政治现实的对策预案及由此产生的“土耳其世纪”大国政治想象,同时基于土耳其国家的独立自主理想。“土耳其世纪”愿景能否顺利实现不仅仅取决于土耳其的主观努力,还有赖于区域和国际大环境的助力,严峻的外部形势将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其目标的达成。     

中国构建南海国际话语权：实践探索与未来进路

南海国际话语权是海洋话语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南海争端相关方主张海洋权益,争夺舆论制高点和掌握舆论主导权的新场域。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以外交声明、立场文件、学术成果、舆论引导等多种形式对外宣介南海政策主张,有力彰显了中国捍卫领土主权、维护海洋权益的意志和决心。与此同时,南海国际话语权在百年大变局加速演变之下,也面临议题和架构设置能力不强、话语支撑体系薄弱、对外传播创新不足等诸多现实问题。构建南海国际话语权本身是一个系统性、历史性和连续性的过程。未来要深刻认识涉南海国际舆论的基本格局,通过加强南海问题基础研究、理论储备和成果转化,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一步重视智库和专业人才的支撑作用等措施,努力构建同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南海国际话语权。     

基督教现实主义国际伦理思想浅析

在源远流长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思想传统中,基督教现实主义是一个特殊的分支。与古典现实主义的＂非道德＂取向不同,尼布尔等代表人物在重视权力政治与国家利益的同时,始终强调伦理道德因素的作用。他们致力于在权力与道义、秩序与正义之间寻求和谐与平衡,使其既符合政治利益,也符合伦理原则。这种努力在任何时代无疑都具有重要意义。他们从基督教伦理原则和对人性的独特理解出发,通过对个人、社会、国家以及国际体系诸层面的伦理道德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的思考,形成了系统和独特的国际政治伦理学说。在实践伦理上,基督教现实主义对战争、核威慑等问题的规范性思考,虽有局限性,也不乏重要参考价值。     

美国“一体化威慑”的战略逻辑：以AUKUS的演进为范例

在大国竞争背景下,美国拜登政府正式提出并实践“一体化威慑”战略概念。“一体化威慑”意味着通过跨越领域、区域、冲突域、部门、盟国和伙伴等五个维度的“一体化”调度,统筹“拒止性威慑”“韧性威慑”“直接和集体施加成本进行威慑”三种威慑逻辑,针对特定的竞争对手和安全问题施加威慑。在战略逻辑上,美国以“不对称多极”格局为基础,以海洋特别是西太平洋为主要场域,以中国为主要威慑对象并以“印太”为建构区域,通过“网络化”的作用方式,灵活统筹并“量身定制”地施加威慑。在“印太战略”推进下,“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成为美国实施“一体化威慑”的范例。AUKUS由美国联合最亲密盟友发起,针对美国所谓的战略竞争对手中国,以西太平洋特别是南海、台海、东海为战略前沿,通过将“欧洲—大西洋”引入“印度—太平洋”来加强跨区域威慑,并以“全政府”方式运作,囊括核潜艇、高超声速等先进能力、网络和太空等重要领域,考虑不同冲突形态,不断取得进展。然而,AUKUS的进一步推进将面临诸多“一体化威慑”固有的内在和外在困难,未来仍存在不确定性。     

国际政治中违反国际规范行为分析

国际关系主流学派在违反国际规范原因分析上仍存在较大分歧.理性主义学派认为违反国际规范是国际规范与国家利益相互冲突造成的.建构主义学派则认为是由于国际规范参照系模糊性与特定国际环境下决策的观念导致的.国际政治心理学认为,决策者的动机偏见使得决策者在解释其政策和外部环境时,出于维护国家利益的需要将违反国际规范视为社会可接受的行为.此外,国际规范中存在多元的参照系数和决策者对于国际环境不同认识,使得决策者在违反国际规范时在心理上心存侥幸或者刻意采取不同的标准对其行为进行解释.也就是说,违反国际规范的行为是由于国际规范本身相对的模糊性和决策者对于规范本身认知上的主观性造成的.文章试图在分析违反国际规范行为心理因素的基础之上,探究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在违反国际规范愿意分析上的契合点.     

飓风过后再读亨廷顿的《我们是谁》

卡特里娜飓风给美国人带来的冲击不在于灾情本身,它暴露出了美国国内所存在的深刻的社会问题,不仅仅是贫富悬殊,更是潜藏在这个号称最自由最民主的移民国家之后的,由少数族裔和白人在社会经济和社会地位方面的悬殊而引起的不同种族群体之间的隔膜,这已经深深影响到今日美国的国家认同。本文结合亨廷顿的《我们是谁》一书对这一问题进行评述。     

“安全困境”概念辨析

“安全困境”是国际安全领域中的一个基本概念。巴特菲尔德和赫兹共同提出了这一概念。善良的意图、无法决断的不肯定性、自我挫败或矛盾的政策以及“悲剧”含义是判定一种情势是否为“安全困境”的参照标准。国际政治中存在着“体系引导型”和“国家引导型”两类安全困境 ,二者的运行过程是相同的 ,但在缓解和逃逸问题上存在着重要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