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与治理视野中我国第三部门的发展

在全球治理变革和中国加入WTO的新形式下 ,政府将进行重大变革 ,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也将发生很大的变化 ,公民社会的兴起和发展都有利于第三部门的发展。但是我国第三部门却在静态特征和动态运行上都存在着自身的不足。因此要在治理与善治理念的指导下 ,加快第三部门的发展 ,推动政府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的转变 ,促进政府善治的实现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和政治文化创新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概念的提出，使人们获得了研究社会主义文明发展的新视点，这就是文化的视点、文化和文明发展的历史视点。要正确认识政治文明发展中的文化继承和超越、拒绝和借鉴问题以及文化发展中同一性与差异性的关系，从而。适应时代要求，推进政治文化创新。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关键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上的创新，是党能否把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创新的成果转化成制度创新的实践。     

当代文学转型中的赛伯批评空间——兼谈网络文学的若干特性

上世纪末，以启蒙理性为主导的20世纪中国学，宏观上正经历着向以狂欢精神为主导的新学时期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网络及网络学的流行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作为新兴媒体的网络有可能继报纸之后为日益民间化、边缘化的知识分子提供新的“批评空间”；另一方面，网络学既深受狂欢化的当代学影响，同时由于自身的特性，又强化了这种狂欢化倾向。网络及网络学、狂欢化的当代学以及日益民间化了的知识分子，三将会互为表里，互相推动，形成狂欢化学时代的第一个里程碑，从而对未来学创作的形式、内容、格局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论高校司法鉴定机构的定位

司法鉴定制度改革,为高校司法鉴定机构的生存和发展带来生机,高校鉴定机构与一般社会鉴定机构比较,存在多种天然优势,因此,高校鉴定机构应当将自己的发展定位放置在一个适当的高度,不仅要在为社会提供司法鉴定服务中承担主要业务,而且应该配合诉讼制度的改革,为科学管理鉴定机构、规范司法鉴定流程和统一鉴定结论的技术标准起关键作用。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坚持以素质管理提升部队战斗力

素质管理,是信息化条件下军队管理工作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是提高部队战斗力的有效途径。部队管理者必须确立素质管理的理念,在素质管理中提升部队战斗力。     

《汉书》整理平议

中华书局点校本《汉书》是人们学习和开展《汉书》研究工作最常用的权威文本,但这一古籍整理典范之作仍有不少疏漏。从古籍整理规范角度出发,对点校本在底本文字校勘方面予以考察,便发现其中尚存在着径增、径删、径改、径移、文字处理失范等问题。     

我国《行政程序法》如何定位

我国未来的行政程序法在内容上应在规定程序问题的同时,规定一些必要的实体内容,在主要体现公法属性的同时,尽可能多地引入私法的理念、原则和制度,既应规范与约束行政主体,也应规范和调整行政相对人,既应规定外部行政程序,也应规定内部行政程序,最后还应规定目前一些无法可依的行政司法程序。在立法模式选择上,宜从我国实际出发,制定一部基本的而非包罗一切的行政程序法典。     

陶行知校长学的七个命题探析

陶行知校长学是陶行知结合具体的办学管校实践系统阐释校长工作的思想体系。它主要由七个命题构成：一、校长是学校的灵魂，务必有高尚的品行；二、校长要有使命感、责任心和同情心：三、校长要有自己独立的学校观；四、校长要敏于行，做一个行动的校长；五、校长要有创造意识和创造能力；六、校长要做民主的倡导者和领导者；七、校长工作是一项专门事业，需要也值得校长全身心地投入。     

论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责任

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要以人为本,以防为主,果断处置,合理管理。管理应该分阶段进行:危机爆发前,培养危机意识,建立预警系统,加强政研合作;危机发生后,确保信息公开,动员社会力量;危机结束后,做好善后工作,消除危机后果,总结经验教训,启动政治问责。     

走入21世纪的美国行政法

理查德·斯图尔特教授是行政法与环境法领域的著名学者，其于1975年发表在《哈佛法律评论》上的论文，《美国行政法的重构》更是美国公法学的经典文献。本文可以说是这篇文章的续篇，是斯图尔特教授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同一主题的进一步思考，也就是在一个民主代议制政体下，如何给非民选因而不直接向选民负责的行政官员所行使的行政自由裁量权提供合法的基础。在斯图’尔特教授看来，这正是行政法的中心议题所在。文章以政府规制领域的行政法治为重点，概括总结了过去的一个世纪的美国行政法的主要特征，并展示了它们是如何发展和重新组合到今天。文章然后评述了在目前持续增长的行政疲惫背景下所出现的实现规制目标的新方法，以及这些新方法的行政法意义。文章最后概述了行政法正在出现的全球化特征，并勾勒出不同行政法模式在新时代的前景。斯图尔特教授认为。每一种现存的模式都存在着不同缺陷，没有哪一个模式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行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而新的时代条件必然要求行政法学开拓出新的行政法模式。